【《动向》杂志2008年6月号特稿】五 月十二日，以四川汶川为中心，发生了里氏八级强烈地震，撼动大半个中国。这次地震破坏严重，仅据中共当局公布的数字，已经有将近七万人死亡，数万人失踪， 总共应该有超过十万人失去生命，还不要说上百万人失去家园。这固是天灾，但其中不是没有人为的因素。不过，在中共舆论宣传的主导下，也在某种奇怪的民族心 态中，这些因素似乎都很容易被掩盖。这里，择其要者，提出几点来加以讨论和分析，以就教于有识者。
地震预报、学校倒塌等问题中的渎职罪
首先，是有关这次地震的预报问题。确凿的证据表明，国内国外，都有不止一篇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准确地预测到了在这一地区、这一时段有极高的可能发 生强烈的破坏性地震。那么，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各级地震局，是不是在地震之前对此有足够的警觉、观察、研究和预报？如果地震监管部门没有这么做，应该以渎职 论处。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确有相关报告呈递党国当局，而当局出于各种原因，不向民众公开这些相关信息，致使伤亡惨重，则相关当局不仅负有巨大的政治责任，按照国际惯例应该谢罪下台，而且做出这种隐瞒决定的领导人也同样犯有渎职的刑事罪。现在，网络上对这次地震的预报问题有一些议论，但是毕竟少从法律角度着眼。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和行政法，这个问题是必须从法律上来追究责任的。此外，那些准确预报了地震的科学家，比如耿庆国等人，据说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歧视和打击。这之中，也不仅是所谓人才体制问题，而且同样有法律问题，必须追究实施歧视和打击的那些具体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是不是因为地震这样的 大灾难，因为当局在地震之后的救灾中表现良好，因此就可以无视有关震前预报的真相、无视宪法和相关的法律呢？恐怕那既是违背法治原则的，更是太漠视上十万 人民的生命代价了。
图为失去孩子的学生家长们集体上访、请愿
其次，是地震中学校房屋大量倒塌、大量学童死亡的问题。其中关系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这就指向政府问责；也关系学校建筑质量低劣的问题，这则指向当地某些政 府官员与相关建筑承包商们之间可能涉及利益勾连的关系。目前，失去孩子的学生家长们，已经开始采取集体行动，包括上访、请愿和下一步可能的法律动作。无 疑，这些家长拥有社会的普遍同情。在这个背景下，党政当局，包括地方当局，虽然也采取了围追堵截等一些比较具有压制性的办法，但还不敢对他们太过分。反过 来，当局倒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软办法，例如放宽生育指标、发放赔偿，又例如组织对于灾区倒塌校舍的建筑质量的调查，组织对于包括灾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在内的校 舍状况的核查，还例如国家领导人在灾区考察时不断突出作出针对学童的亲民举动，等等，试图缓和这个问题上的压力。这些软办法，当然比硬办法好，但是并没有 在法治精神下指向问题的要害。从更加广义的范围来看，这一带是地震活跃地区，这是早就知道的，为什么当地的绝大多数建筑，包括学校建筑在内，没有认真实施 防震标准？如果政府没有制定相应标准，政府有渎职罪；如果制定了相应的标准但却不去督促执行，相关部门也有渎职罪；如果执行过程中弄虚作假，那就更应该追 究这些弄虚作假者的法律责任了。
救灾物款分配与使用的公平与清廉问题
第 三，是救灾过程中的不公平与腐败问题。随着救灾款项、物资等从四面八方大量涌入灾区，如何公平、有效、清廉地管理、分配和使用这些款项和物资，已经成为一 个严重的问题。地方官僚多年来养成了颟顸和腐败的作风，不是一次灾难所能改变的，虽然一些官员个体可以在良心、责任感、对于惩罚的恐惧感、或者趁机表现以 寻求提升的政治企图心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展现比较正面的言行。而且，在救灾的非常时刻，本来就没有得不到民众制约的政府官员，他们的权力其实是陡然增长 了。当财与物通过非常规渠道滚滚而来的时候，这就更给了他们更多的腐败机会。从国务院五月底的最近一次救灾指挥部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来看，尽管当局三令 五申，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对受灾民众来说，这意味着他们难以得到及时、相应的帮助；而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并不是你把钱和物捐了出去就尽到了责任，而 是应该继续监督政府公平、合理、有效、清廉地使用这些钱和物，否则你的钱和物并不能真正帮助到受灾同胞。捐了钱还要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用的，这是理所当然 的。有人在散布一种误解，认为那样做似乎就是小气，就是太在乎自己那点儿钱，这种误解显然是头脑糊涂，而对这种误解的散布则明显是别有用心。可以说，捐了 钱但求心安，不问效用，那才是一种非常小气的做法，是很廉价的做法——拿自己的钱不当钱，也不认为自己的钱应该在受灾民众那里发挥尽量大的作用，只图自己 几个钱买一点儿良心平安，难道不是很不庄重吗？
第 四，是救灾过程中可能忽视的许多所谓次生灾害问题。这次地震，受灾面积极大，后续灾害问题也很大。就后续灾害问题来说，就包括可能的强大余震、疫病、环境 污染等很多问题。所谓堰塞湖所造成的洪水危险，也是一个重大的后续灾害。在受灾最为严重的北川县所出现的水容量巨大的唐家山堰塞湖，这一阶段以来一直是救 灾过程中主要对付的一个目标，为此已经撤离近百万人口。在这样的主要目标吸引舆论注意力的同时，其他问题相对就被掩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问题的破坏性 就不大，对受灾民众的威胁就不大。比如说，那一带是军工及核武器的生产基地，因为地震而失去控制的放射源污染问题；又比如说，当地有大规模的化学工厂，受 到地震破坏而产生了水源、空气与土壤的严重污染问题。这样的问题也许不会有立即的巨大破坏作用，但其长程的后续灾害，及由此产生的民众健康、环境生态、经 济和社会问题，都会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由于政治上的考量，故意掩盖这些问题，那就是在向人民犯罪。谁掩盖，谁要负法律责任。
不能任由大地震掩盖其他灾祸
就 受灾面积来说，四川当然首当其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邻近地区的灾情就可以被忽视、被掩盖。比如说，由于最近胡锦涛到了陕西考察灾情，中国官方媒体才第 一次提及陕西也是‘重灾区’——这是‘五一二’大地震发生将近二十天之后才这么说。此前二十天，又没有贻误这里的救灾行动？按道理，甘肃南部的灾情，应该 至少与陕西南部同样严重。可是，在这次救灾中号称‘开放‘的中国官方媒体，却几乎完全不报道那里的受灾情况。那里究竟有什么神秘的事情出现，让中共官方对 当地情况如此讳莫如深？军工或核秘密？伊斯兰回民在造反？由于信息的不透明，许多地震灾区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外界不得而知，大家的眼睛实际上是在被中共 媒体所指挥，不往哪儿看，当然也看不到。这种对灾区顾此失彼的忽略，太不公平，也太不人道。那里的民众得不到关注和救援，这也明显是天灾后的人祸！
最后，还有那些由于所谓‘举全国之力抗击地震灾害’所掩盖的其他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那种在安徽首先发现、继而覆盖大半个中国的所谓‘手足口病’——说是 ‘所谓’，是因为迄今中国卫生当局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过这究竟是种什么病。截止五月十三日，根据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告诉到访的美国卫生部长的数字，全国 已经发生六万九千例，死亡三十八人。可是，自从十三日之后，到本文撰写之日，整整三个星期，好像这个传染病在中国忽然不存在了，忽然停止了传染，全世界 （当然首先包括中国）再没有哪怕只言片语对这方面的疫情有所报道。再一个例子，是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已经很严重了，当局原来发誓要在今年把 它控制在百分之四点八。可是，五月份的实际升幅，却达到了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百分之八。对此尽管有相关报道，但是明显地被有关抗震的‘主旋律’给边缘化 了，没有人出来负责任地解释，这对民众生活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政府没有能力达到自己提出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指标。近年来，中国天灾人祸不断，尤以今年为甚。 但是，在当局的操作下，这场大地震把这些灾祸都给掩盖了，而在人们的心理上也把它们都给淡化了。问题是，就像当年的‘非典‘危机所显示，一旦脱离了民众和 媒体的关注与监督，这类事情只会更加恶化，直到不可收拾，受害的还是中国民众。由于当局能够从这次大地震救灾当中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由此借机掩盖其他危 机，任由那些问题祸害民众，这难道不也是天灾中的人祸吗？
图为医护人员正给孩子们口腔消毒防止‘手足口病’蔓延
大难当前更不能排斥理性问责
当然，说句公平话，这种‘掩盖’和人祸背后，也有人们的心理因素。当全国的注意力、乃至全世界对于中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四川地震的时候，其他的严重问题就 似乎一夜之间在中国都消失了。现在出现只谈地震救灾不及其他的状况，其中应该有当局故意引导的因素，但是，再说一句公平话，这也不光是当局的问题，而是也显示了这个民族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情感化，单一思维，严重缺少是非、公平、法治观念。人是感情动物，情感强烈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人也是理性的动物，一 个人如果总是用情感代替理性，情绪上来了就丧失思考能力，那恐怕也不是此人之福。面对四川大地震，这么多同胞遇难，大家情感强烈，这不仅是很正常的，而且 是很正面的——那就是说，这证明这个民族还富有同情心，还没有完全被强权和金钱所异化。但是，如果以这种感情为借口，排斥思考，排斥理性，排斥问责，排斥 批评，那就不大正常了，更是非常不正面——所谓不正面，就是说，对于这个民族本身的利益，没有什么好处。
也许，这并非整个民族的弱点，而仅仅是一些所谓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媒体精英的弱智，而这些弱智者偏偏占据了主导民族思考的优势地位。不错，中共领导人这次对于地震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快，也表现出了对于救灾的充分重视。由此得到了国内国外不少掌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鼓掌的人，因此就不容许别人提出质疑、提出批评、提出警告，拿什么‘大难当前，不许说三道四’的大帽子压人，那就很不好理解了。强调‘大难当前’，你是说民众的大难呢，还是说中共政权的大难呢？ 如果是说民众的大难，那么，很明显，相对于十万民众死亡、几百万民众丧失家园，领导人哪怕做得再好一些，也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十全十美、一丝一毫都对得起民众的，有人为此提出一点批评，不是应该受到欢迎吗？当然，如果说话者担心的是中共的命运，不过是借死难民众说事，要压制批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没有这等危机，没有这等在危机中赚取的荣耀，尚且不能容许别人说话呢！
回顾我们民族的健康心智
一件事情做得还算好，批评者就没有张口的权利了；看见同胞死亡，反而不能容许对于死亡原因的思考和批评（注意：这里并不是批评死难同胞！），而只准哀伤或赞扬（注意这种自相矛盾：大家都在哀伤，可是有人可以在哀伤中分心去赞扬政府，别人不可以在哀伤中‘旁生枝节’去批评政府），这都是情感化、单一思维、不论是非的典型表现。十分情感化的情感，其实往往并不强烈，至少并不深沉，就像儿童的哭泣，可能看起来比成人的更为哀伤、更为激烈，但忘得快，情绪转换得也快。十九年前，天安门前也是情感振奋，‘六四’之后也是群情悲愤。可是，曾几何时，那些在天安门广场振臂高呼要民主要自由的人们，那些在六月上旬的纽约、 巴黎、东京游行示威的同胞，早已经‘咸于维新’了——他们现在都拥护当前的中共政权。当然可以拥护，就像可以反对一样；问题是，他们自己发现他们昨天的强烈情感都是错误的。当然，一个人可以明天发现自己今天的错误，这也许是进步的表现；问题是，如果别人今天就指出了他们当时并不完全正确的时候，他们明天只会更加记恨这样的人。他们今天的情感更强烈，就像在欢呼奥运火炬、仇恨藏族同胞（请告诉我，你们认为藏族是你们的‘同胞’吗？如果是，为什么要仇恨他们？ 如果不是，为什么藏民不能独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表明他们的情感最为丰富呢，还是表明他们的情感其实很廉价呢？
6月4日晚上,印度北方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在永隆学校点蜡烛,演讲, 播放纪录片《天安门》等形式声援“天安门母亲运动”,纪念六四19周年。(Photo/桑杰嘉/西藏之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