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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那时粮食极其紧缺，比黄金还贵重，有钱能买到黄金，而无粮票或粮本，持钱去粮站根本买不到粮食。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又恢复到28市斤。从1959年春季起，再降为24市斤（内含不能吃的杂糠，两个月后取消杂糠），继又降为22市斤，后来稳定在25市斤，还要节约一斤（由粮站代扣），实为24市斤。
在国家干部月口粮供应标准为22市斤时，县城和农村集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分别降为17市斤和16市斤。
当时市场上既买不到高蛋白、高脂肪鱼肉荤腥等食物，也买不到豆类和豆制品。国家粮站米价是一角三厘一市斤，黑市米和粮票4元一市斤，只听说有人偷卖米和粮票，但从未见人买过，因私自买卖粮食系破坏粮食政策，是违法犯罪行为，谁敢公开买卖？我当时月工资36元，不够买10市斤黑市米，全靠仅有的24市斤口粮和4市两（合十两制为2.5两）菜籽油活命。当时县邮电局营业间里供寄信人贴邮票用的糨糊，一放到柜台上就被人偷吃光，足见当时充饥度命的食物，紧张奇缺到何等程度！
那时我正年轻，食量大，消化力强，24市斤口粮只够吃二十三四天左右，每天吃饭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算。我每周要上16节课，且大都排在上午，如某天上午授课量不重，只有一节或两节，学校食堂早餐稀饭即使很浓稠，也舍不得多吃一分稀饭（学校食堂一斤粮票购一角二分饭票，付一角二分钱）；要是上午授课量重，有三节课，食堂早餐稀饭即使稀得“一口吹三条浪”，也得忍痛吃三分饭票的稀饭，否则是撑不住的，特别是上午第四节课，饿得肚皮紧贴脊梁骨，上气不接下气，靠在黑板上，硬撑着将课讲完，下课铃一响，就像战士冲锋一样冲进食堂，不管青菜萝卜，还是冬南二瓜（校内园地师生共同生产的），首先买一碗（限购一碗，不准多购，学生也一样），填进饿得发慌的空肚里，然后再买三分饭票的饭，绝不敢多吃一分饭。晚餐也是如此，先吃瓜菜，后吃两三分饭票的饭，因晚上办公要到深夜11点左右才敢下班，反“右派”后的“大跃进”，谁敢不积极？晚上9点多钟就下班，怕人说没干劲，思想落后，空熬着肚皮，也要撑到11点钟左右。
那时，若遗失10来斤粮票或饭票等于自绝生路，谁也救不了你。家庭因饭票短缺或遗失，而产生互相猜疑、指责、谩骂、造成夫妻反目、兄弟龃龆、母女不欢、姐妹失和的事时有所闻。有位中层干部，家里有四个子女，将从食堂打回的饭，按各人的供应标准数量，用秤分而食之（农村较普遍），谁也不能多吃、多沾谁一点。这种看似无情而实无奈的荒唐怪诞的生活方式，是享受着充裕物质生活的今天青年无法理解的，但它却在我们这辈人的生活旅程中，留下极其沉重的苦涩与酸楚。
在这种情况下，“低标准，瓜菜代”是当时整个社会求生存、想活命的人必然趋势。那时大小会议经常讲，连几岁的孩子都知道“低标准，瓜菜代”是什么含义，因为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能否延续维持下去的极其严重问题，是头等大事。
秋冬季节，冬南二瓜吃尽了，青菜萝卜生长速度慢，赶不上吃的需求，上级号召我们大搞“小秋收”来充饥度命。所谓“小秋收”，顾名思义，是和大秋收相对而言，大秋收是指农田里生长的庄稼，农民种的粮食，而“小秋收”则是指野生植物，农产品的下脚料，如米糠、稗子、秕稻，以及极少的水面植物和水生螺丝肉、蚌肉等。
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谢永康同志，曾奉命代表县委在一次动员县直机关干部大搞“小秋收”的大会上说，现在证明，凡是猪能吃的一切东西，人都能吃！所以我们要大搞“小秋收”，以解决目前的困难（大意）。42年后的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这句话。
谢永康同志是我省当时县委书记中极少数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以他的文化知识水准和道德良心，无论如何，这句话他是说不出口的。解放这些年了，怎么能要老百姓吃猪食呢？但是，当时庐山会议精神已经传达，正在贯彻执行，全国正在抓“彭德怀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县正在抓“张恺帆爪牙”和“小张恺帆分子”，他能说什么呢？
在粮食极端短缺的情况下，1960年10月26日的县常委会议上，议定可抵口粮的“小秋收”有下列各种名称（每种都有具体数字，共一亿斤，从略）：
藕、荸荠、茨菇、菱角、芡实、高瓜（茭白）、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秆、黄豆秆子、芝麻秆子、花生藤、花生壳、橡子、毛栗、葛根、蕨根、野绿豆、野泥豆、山萝卜、野凉茶、大头薇、萎蒿、野红花草、马兰草、水草、鹅耳肠、野菜、荷叶秆子、芡实秆子、螺丝、蚌肉等，共32种。
上述“小秋收”中的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秆、黄豆秆子、芝麻秆子、花生藤、花生壳、荷叶秆子、芡实秆子等，连猪都不吃，人怎能吃？
实际上，为了充饥度命，人们早就在寻找能吃的野生植物了。1959年冬天，在青菜萝卜供不应求时，我们学校曾派人去城外水塘里捞红浮萍，洗净磨碎，掺一点稗子粉，做成浮萍粑粑，供应师生，一分饭票买两个。我至今仍记得浮萍粑粑的味道，一股青气，粗糙微涩，难以下咽，但饥肠难熬，只得勉强吞咽下肚，胃是没有味觉的，只觉得不舒服，呼呼作响，且有隐疼感，远没有茭瓜青菜萝卜充饥好受。一位在农村工作过的同志告诉我，他在农村吃过苦涩难咽的山芋藤子、巴根草和双季稻根做的粑粑，他愤愤地说：“那是稻草！猪都不吃，人怎能吃？吃这种东西度命，怎能不死人？！”
国家干部、县城里和乡村集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不论月供应量是22市斤也好，还是18、16市斤也好，多少还有一点成品粮大米能熬粥度命，而最苦、最惨、最目不忍睹的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生产粮食的农民，在“大跃进”刮起的“共产风”袭击下，他们的家禽家畜被这股妖风刮掉了；他们的自留地被刮掉了；他们烧饭的锅被刮掉了。
为了迎合好大喜功者的狂热虚荣心理，严重的浮夸风造成对农田里的庄稼高额估产，高额估产带来的高额征购，高额征购调走包括农民口粮、种子在内的大量粮食，仅剩下的一点不够农民糊口的粮食，又全集中在公共食堂里。而公共食堂的大权，完全被基层干部生产队长把持着，成了卡农民咽喉的“鬼门关”。当时的顺口溜有云：“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
据我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人口320422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大跃进”的三年“共产风”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应在30万人以上。
这种现象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1962年元月27日在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报告在传达时，曾有人说：“三分天灾讲多了，七分人祸还讲少了。”以我们安徽无为县来说，这句话完全正确。
从1958年到1961年这4年我县的气象资料看，无论是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看，既不存在涝灾，也不存在旱灾，虽不像古书上说的5日一风、10日一雨，但气象资料表明，绝对构不成自然灾害，正如本地老农所说，那几年（1958年至1961年）基本风调雨顺，何来自然灾害？30余万人被饿死，完全是一场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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