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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大众热烈议论杨佳袭警案，不想谈论亦不可得，因钻出故纸堆，随便说两句。
我认为，杨佳袭警案犯罪事实清楚，是故意杀人，也不存在精神失常问题：他去上海没买返程机票；在博客最后一页留下了“万古流芳”的墓碑照片；在案发那天跟招待所说不再住了；在作案前作了一系列精心策划安排；对选定现场作了精心踩点侦查，并购买了多种作案工具；在作案前考虑周密，作案时准确按原计划进行——在大门口扔燃烧瓶将保安调开，趁乱潜入大楼，沿途杀人；杀人手法极度狠辣熟练，专朝颈动脉或胸腹部下手，扎入后向上挑，使受害人因大出血在几十秒内丧生，圆满完成了预定计划；在被捕前对持枪警察说：你开枪打死我吧，我已经够本了。这些都不是神志失常者可以做出来的，更不能当成是过失杀人。
以上所说不过是个人的看法，虽然无罪推定是现代司法的基本原则，但公民有权以私人身份发表自己的看法。
从司法角度来看，杨佳当然是匪徒而非英雄。多的也不用说，受害者都是公安内勤人员，平均年龄50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这些人不仅不是过去打他的警察，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横行乡里，欺压良善，当然是无辜受害者。滥杀无辜者当然是匪徒，这应该是文明人都能同意的吧？
然而悲剧也就在这里：国内外舆论同情竟然基本在杨佳这边，在许多人心目中，杨佳竟然成了传奇式的替天行道的大侠！
这不能不令我想起在美国发生的卢刚事件，两者都是滥杀无辜。美国没人认为卢刚是英雄大侠，国人恐怕也不会这么看。但为何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舆论反应竟会如此不同涅？
原因很简单：袭击的对象不同。如果杨佳跑到学校去滥杀一气，我深信舆论绝不会同情他，但他袭击的是民愤焦点公安局。弱势团体平时受尽烂警察黑恶势力无微不至的欺压荼毒，敢怒而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杨佳只身深入虎穴，一口气连挑六名警察，当然要觉得大快人心，当然要认为杨佳是替天行道的大侠了。在他们眼中，“警察”与“无辜”二字根本就不搭界。“无警不恶”的公式在不少人心目中就是成立。
这种情绪之偏激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前阵我在新华网（？不敢保证记忆是否准确，反正是国内某大网）上看到，高速公路上大雾弥漫，某交通警疏导交通，不幸被货柜车撞死。在那则报道之后有许多网友评论，尽管大多数表示哀悼同情，但也有不少幸灾乐祸的跟帖，让我看了毛发倒竖。
这就是杨佳案令人悲哀的地方：民愤已经泛化到公安系统所有部门中去了，连案牍文吏、科技人员无辜丧生，都竟然得不到民众同情。这社会到底处在何等严重病态，还用得着说么？如果中国的警察如同西方国家那样，真是人民警察，这种舆论反应还会出现么？
我在旧作中说过几次，我到西方第一个强烈感触是，原来警察也会微笑，也会和你开玩笑，甚至会向你彬彬有礼地道歉。一次我骑摩托出事，半夜三更昏迷不醒地躺在公路上，有人路过看见报警，警察当即前来救醒了我，送到医院去。在救护车上他们就要我吹管子，检查我是否酒后行车。我颇为不满，说他们铁石心肠，哪怕人家只有最后一口气，也要让人在断气前把那口气吹到管子里去。那家伙颇有幽默感，听了哈哈大笑，笑完赶快向我道歉，说他不是铁石心肠，而是我的讽刺很幽默，让他不能不笑出来。他也知道那要求不合理，但那是法律规定的，云云。最后警察要离开医院前，还请护士来问我家住何处，他们好去通知家属。
我的一位亲戚从国内来看我，在我带他去旅游时不慎走散了。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那时手机还不普及，无法与我联系。幸亏我事前给他写了个条子，开明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告诉他如和我失散就交给警察。他此时便依计而行，于是警察便开车把他送回了我家。这种事在国内根本无法想象，但在国外则是警察义不容辞的职责。人民养警察就是让他们干这些事情的。这就是西方的警察，真正是人民警察。
而在国内，人民养警察，就是为了让他们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欺压良善。90年代初，我父母的家因为无人居住，被窃贼进去洗刷一空。我家人发现后去当地派出所报案，竟然备受辱骂。那警察骂够了，还是不得不按规定办事，接过了失物清单，当他看到其中有黑白电视机时，竟然骂道：“这值几个钱？也值得来报案！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花子贼，连黑白电视都要偷？你们他妈的又是什么花子失主，连个黑白电视都舍不得？”
比起我的一位朋友来，我家人算是幸运的了。她家也被窃贼洗刷一空，去报案时警察竟然大骂之，还威胁要把她铐起来。窃贼无事，报案有罪，黑白颠倒，无复此极！
正因为有这些经验，我才相信杨佳一定被警察毒打过——连报案的失主都差点被铐起来，何况是他涉嫌偷车，在被盘查后还竟敢和警察争辩？正因为此，我也才能理解国内同胞为何同情滥杀无辜的杨佳。一个社会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者竟然如此痛恨，说明那社会秩序之不合理已经到了人民无法容忍的地步了。
更可悲的是，杨佳被人视为英雄也不是毫无道理。网友已经指出，杨佳案发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大陆恶警出于对自己性命的担心，只怕要在作威作福时稍微收敛三分。当然那为时有限，过段时间他们也就忘记了这茬，照样作威作福。一个社会竟然要靠暴徒犯法来极有限地威慑执法者带头守法，使得滥杀无辜竟然成了推动社会改良的压力，这悲哀当真是无法描述。
最可悲的还是，当局很可能从反面去吸取教训，认为应该加强警察权威与随便动武的能力，以此去震慑住“刁民”。如果当局真是这么想，那就必然会使得警民互动进入恶性循环：警方越暴，百姓越刁；百姓越刁顽，则警察越横暴……循环往复，不知伊于胡底。
杨佳的悲剧还不止此，任何一个有点文化的人都能看出来，他本身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牺牲品。父母离异，本人失业，渴望爱情与友情又毫无前途，两次受到警察毒打与凌辱……这一切压力足以使得一个心态本来就容易失衡的青年发生心理变态，而母亲在察觉这倾向后，竟然因为贫穷无法求医，这才最终酿成了可怕的悲剧。
总而言之，愚以为，杨佳既不值得歌颂，遑论效法，也不值得责备。他犯罪的后果自有他本人去承受。真正该责备的，还是那个把一个热爱生活、渴望爱情、本可拥有灿烂前途、美好人生的青年变成了匪徒的暗无天日的下流社会。倘若当国者还不幡然猛省，看到这悲剧揭示出来的无数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问题与制度弊病，痛下决心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则未来还会有无数杨佳被批量生产出来。倘若此，则无论是杨佳还是他的受害者，都白白失去了宝贵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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