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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数年前读过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今再重温，记忆很深的是他特出的见识，准确的表述，比如他说秦始皇“武力统治不够，还要加上文化的统治；物质的缴械不够，还要加上思想的缴械”（P148），这实在是一语中的话。“思想的缴械”，在四九年后是一种常态，至今如此，谁敢有思想并且将其发表出来，便是一种罪过。不特此也，人们看到稍微与此前说法不同的东西，特别是比较直白地点中政府要害的事，总是善意地劝人少说为佳。这种关心当然令人至为感动，但人之异于禽兽者恐怕不在于你道德比它高尚（我们常说某某禽兽不如，就是人类对动物有一种先天且超然的道德优越感），而是说你是有思想且能思考的人。如果不具备此点，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至于激成显学的如对于“革命”之阐释，张先生早在1933年发表的言论，其见识之不凡，就可以让许多乐于论证“革命”是如何的正当，并为暴力寻找无限说辞的人歇菜。关于这一点在王家范先生对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的导读有比较好的发挥，王家范还说参照张先生的《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和《南宋亡国史补》以及《中国史纲》的第十章“改制与‘革命’”，一定有更深的体会，可惜《素痴集》买回来还尚未读过，不便多谈。“革命”来自《易经》的革卦，但张先生确有与别人截然不同之阐释。“生生之谓易”，正如王家范先生所说：“与时潮最不同的是，文内反复申述，要把‘易’应用到‘革命’上，要懂得革命是新生，要懂得‘生’是不能急催的，不能揠苗的。社会铁序原是活的，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所以革命的‘命’要当生命解。只有创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旧的生命，不然革命只等于寻死。”王先生这个建立在张荫麟先生这篇《玩“易”》基础上的发挥，实在也是看到制度创设和功能演化的底里。而张先生的原话则应该特别标示出来，以作为中国社会改进的戒鉴：“创造新的生命，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那岂是病夫易室，贵人易妻那样容易的事，而急促得来的？”
原来不说“革命”是“政治上不正确”，是不紧跟党走，因此许多人生怕自己不革命。那是因为共产党是以革命和暴力起家，他们需要通过论证暴力和革命的合法性，来去掉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从而天下独“革命”为最佳。现在倘说“革命”，就像你要号召大家学习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那一定是在踩现存政府所埋的雷。官方原先为了论证革命和暴力的合理性时，他们是多么“叶公好‘农’”，四九年后大陆的农民起义研究所产生的各种垃圾是如此之多，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史学门类可以超过。直到九十年代以降，学界悄然不再谈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了，即便谈也不再是没有理智的一味赞赏了。官方也深知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虽然各个被官方掌控的电视台还常放《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暴力影片，但像《太平天国》这样的“革命教科书”于九十年代末在中央电视台匆匆放完后，好像再也没有重现荧屏，大抵他们“好农”的叶公，真的怕“农”来了够他们喝两壶的吧。
现在像我这样不赞成革命，但又要促成官方努力改良的人，恐怕像胡适先生在国民党时代面临的困境一样，两面不讨好。在受苦的民众看来，我们是不体恤他们的苦处，饱汉不知饿汉饥；在官方看来，我们虽不提倡革命，但时常批评他们的诸多不是，让他们头疼而愤恨。但我想知识分子在一个不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像在一个老式家庭中，没有制度之保障，其尴尬可谓两姑之间难为妇。因为知识分子总是一些有点理想的人，而理想的人当然也就难免幼稚，因为不想学那些不得体的老谋深算。其实学问渊深、见解特出如波普尔的“零星社会改造工程”以及哈耶克的演进扩展原理，在急于拿到自己权益的“革命群众”和死不想放弃不当利益的极权政府那里，何尝不是一种双面的幼稚呢！但知识分子的独立与理想，在于对公正公平的执着，想要从一个矛盾丛生的社会平稳渐进过渡到一个人人之利益都得以保障的社会，这样的想法虽然困难，但如此思考并将其表达出来为众多的人知晓，就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想既不向官方缴械，也不完全受“群众”左右而投降。我想张荫麟先生泉下有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后学这样粗疏的看法吧。
2008年7月24日7：59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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