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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部”清场——奥运综合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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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词，叫“清场”。当中国处于某些特殊历史时刻，它会倏然而出。
1976年四月五日深夜，在聚集大量市民及诗歌花圈的天安门广场，灯光骤灭，官方宣布清场：一万多民兵、工人纠察队、五营卫戍部队、三千公安人员，狼突而出，民众被打、被驱、被捕。
1989年六月四日淩晨四时，天安门广场灯光熄灭，清场降临：此前的华洋一体众声喧哗，突然归于死的寂静。围绕清场前后，铁甲怪兽现身千年古城，横冲直撞，成百上千的学生与市民倒在血泊之中。
2008年3月14日， 西藏拉萨，数万军警突击清场，游行示威的藏族喇嘛，遭到镇压与搜捕；外国新闻记者，遭到骚扰和驱逐。
如今，2008奥运前夕，清场，再次出现了。它以更大规模，笼罩北京全城。主导者是国安部和武警。“以超常措施，决胜奥运安保”这是北京大街的横幅。这使人想到了“超限战”这本恶名昭著的书。一场体育盛典，一次嘉华年会，居然令北京与1989年一样，进入戒严状态，直追战时情势。
看来，共产党人果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的行事方式与正常人正常政府截然相反。我们注意到，面临大灾巨难，中共“把丧事办成喜事”；而面对喜事盛会，中共又“把喜事办成丧事”，这两种中共传统，就在2008的今年，已经先后呈现。“把丧事办成喜事”的典型，是汶川大地震；“把喜事办成丧事”的典型，则是北京奥运。
人们看到，最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国际社会形容北京奥运最多的一个词。当局为了确保奥运，动用11个师的武警，6万多北京警察，犹嫌不够，又从外省调京数万军警，已建立三级安保指挥体系。他们制定了周密的防范计划和预案，实施了“平安奥运行动”，共分三阶段，1-5月为治理整顿阶段。6-7月是巩固防范阶段,7-8月奥运会举办期间，要严防死守保奥运。连文字，都是使用战争语言。
从年初开始，当局全城搜捕与驱赶身无片瓦的上访人员、外来民工，人数多达百万。为达目的，当局甚至用停电停水之残酷手段，扫荡各类地下室和简易棚户。同时，逮捕或放逐或限制异议人士、基督教人士、法轮功修炼者。如逮捕胡嘉，永久性放逐异议人士李剑虹出境，再次囚禁杜导彬，限制温克坚和赵达功出境……等等。
当局如临大敌，如遇鏖战。在北京城内，设置"三道治安防线"，层层把关。7月20日起，北京全面管制。车辆依车牌尾数分单双号行使、奥运专用车道、混凝土等工程暂停施工，在奥运开幕当晚禁止北京地区的飞机起降，又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等地，实施天上"净空"；机场实施"两次安检"；对乘坐车船进入北京的旅客实行购票实名制，警察随意登车，对进京车辆和人员大规模盘查。国内外非北京籍留京人员必须随身携带至少两种证件等。就连北京周边农村，也进入备战状态，每个村口的路口都安排了一批村民，手臂上挂着治安联防的红袖章，在路口拉起了一根上面挂着彩条的线，随时将一些他们认为可疑的过往的车辆与行人拦截盘查。而与北京相关的电力系统，则配合当地综合治理部门，在每根高压电的架下搭起了临时帐篷，安排了临时床，每天24小时派人值班，保卫电杆。
如此，当局视民众为寇仇，紧张乖戾，势同水火。管制之严，甚于抗战时的日据区。闲杂人等，概不准入。中共的愿景，就是在京澳期间，市民都蜗居家中，守看电视，大街则空空如也。如此清静江山，无人捣乱，稳定和谐，天下一统，岂不快哉？
于是，好端端的奥运，搞成如此死气沉沉。偌大京城，鬼城一座，一幅末日景象。难怪京人悲壮地称自己是去“共赴国难”了。
这就是清场，一次最大规模的清场——北京全城清场。
这不由使人想起1976、1989、2008在北京与拉萨的清场。同样是汹汹公众聚集，同样是全球媒体聚焦，最后，同样是血迹斑斑。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定律： 凡是非官方组织的、群情亢奋的公众浩大集会，尤其倘有国际媒体聚焦，往下的结果不问可知：清场。无论是危机还是盛会，无论是国内示威还是国际大典。
这就是共产党的“清场定律”。当然，清场不是没有前奏的，正如我们在上篇“真理部出场”所提到的，“真理部（中宣部）”的号角，就是其前奏。无论1976、1989的北京，还是2008拉萨的清场，都是如此。出场与清场，宣传部和国安部，它们的出现，其先后次序是不会变的。正如蚊子叮人之前总要嗡嗡嗡在耳边盘旋，以论证其“叮人清场”的合理性一样，中共的清场程序是其老规矩，也是不变的。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北京已经与日俱进，已气粗与列强平起平坐，并可主办奥运的份上了，但在骨子里，毛泽东那“（笔枪）两杆子”的遗传基因，却顽强地支配着北京一次又一次清场的行为模式。
(主笔：陈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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