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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在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国保大队的赵队长和几名便衣警察来找我，询问我对奥运的看法。我与国保大队这个特殊的机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们就是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克格勃，他们处于法律和道德的控制之外。有时候，他们非常粗暴蛮横，曾经在一次审问中威胁我说，要制造一起车祸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让任何人都查不出事故原因来；有时候，他们又显得彬彬有礼，甚至装扮出一副非常关心我的生活的朋友的模样来——这一天便是如此。
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说，我对奥运没有兴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不会去观看任何一场比赛，也不会参加任何与奥运有关的活动。首先，无论奥运会在任何地方举办，我都不喜欢，在我看来，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最为腐败的国际组织，奥运会中层出不穷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也使得此种现代体育比赛变成了对运动员身体的戕害，体育活动的高度商业化也背离了古典奥运的精神。
其次，奥运不宜在北京举办，北京根本不具备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中国如果有钱的话，不妨用到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而不必耗费巨资建造庞大的体育场馆来炫耀面子。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激烈地反对奥运会，或者特意要利用奥运会来表达我的政治见解。我不同意那些号召杯葛奥运会的意见，这些意见只有在七年前投票决定哪个城市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才有意义。国际奥委会已经作出了决定之后，再来谈抵制，已经太迟了。而且，倘若让死爱面子的中共当局因为遭到抵制而恼羞成怒的话，中国的人权状况很可能出现更大的倒退。所以，我对奥运会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九个字——“不支持、不反对、不喜欢”。我当然有不喜欢奥运会的权利，尽管我的这一观点不可能发表在中国的任何媒体上——中国的媒体上全部都是中国人民如何快快乐乐地迎接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可惜没有多少笑容是真实的。
听了我的一番看法，赵队长说，他不会与我讨论政治问题，这不是他的工作范畴，但他要给我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建议”，他娓娓动听地说：“上级命令，我们在奥运期间为你提供一个‘便民服务’，你出门的时候可以乘坐我们的车。奥运期间车辆出行实行单双号的限制，而且如今的汽油价格又这么贵，我们的这种服务可以让你随时都能出门，还节省了汽油，岂不一举两得？你坐我们的车，也能让你出行的时候更加安全。”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安全”这个最后的词语。在这个词语的背后，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坐我们的车出门的话，你就有可能不安全。
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这一“建议”，尽管这是一种变相的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侵犯，但我不愿与这些执行命令的特务们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冲突升级的话，我有可能被他们堵在家中，连出去的自由也没有了。果然，从七月三十日开始，便衣警察们便在我家门口“站岗”了。他们在我家楼下的一间小屋里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指挥中心”，从分局来的国保平时便在里面休息。他们命令小区物业公司的一名保安和另外一名他们雇佣来的小青年，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站在我的家门口。每当我出门的时候，保安和小青年便跑到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去汇报。于是，在里面休息的两名国保人员立即赶出来，询问我要去什么地方，并立即启动他们的车辆，客客气气地请我进去乘坐。这是普通市民享受不到的“免费出租车”的服务。我和妻子去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的时候，他们也殷勤地送我们去，甚至还会帮我们搬运物品。这大概就是那些有专职司机和仆人的大公司的老板们所获得的待遇吧。平时，即便我不外出，仅仅是傍晚的时候在小区里散一会儿步，保安和小青年两人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毫不掩饰他们“奉命行事”的工作性质。当我回头定睛注视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假装扭头到另一边去了。
其实，我的遭遇在异议人士中还算好的了。对于不同的人，当局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比如大量的上访民众、房屋被强迫拆迁的居民，警方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强迫他们离开北京，以避免他们“干扰”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女士，去交通不便的郊区居住，当局还不放心，硬是让两位老人离开北京“旅游”去了。还有一些长期从事人权案件的律师，被特务们强迫囚禁在家中，不能继续他们的工作。还有一位跟我同在一所家庭教会中的成员，因从事维权活动长期受到警察的骚扰。这一次，派出所的所长“好心”地对他说，他们给他找了一份一个月可以收入两千元的临时工作——胳膊上戴上红袖章、充当社区“治安员”。看来，他们是软硬兼施，威胁与收买并用。
奥运会伤害的不仅是我的人权和自由，警察们也很可怜。在车上，我与这些警察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心底里也不喜欢奥运会，对于奥运的召开，他们也没有多少喜悦之情。为了奥运会的缘故，他们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不断地进行各种演练。他们已经有许多个周末都不能休假、不能与家人团聚了。对于监视我的这种工作，他们也并没有感到有多么光荣和神圣，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一名便衣警察反复向我解释说：“我们也不愿这样做，我们只是端了这碗饭，我们尽量不打搅你的正常生活。”他们还埋怨说，他们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千元人民币左右，又不像其他部门的警察那样，有许多看不见的“灰色收入”，所以在北京几乎属于贫民阶层了。
即便如此，对我的监视行动仍然花费不菲。在办公室内监视我的国保，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在门口监视我的保安及雇佣的青年人，也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这样，奉命监视我的人数便达到了十二人之多。以每人每月的工资平均三千元人民币计算，仅薪水一项，一个月便需要支出三万六千元人民币。再加上一辆随时待命的汽车的费用，一个月的开支为大约为四千元人民币。这样，为了监视我一个文弱书生，多达四万元的财富便被白白地消耗掉了。而在北京，像我这样的异见人士有数十人之多，单单这一项开支，便可以重建多少所四川地震灾区的学校呢？然而，当局对于财务的支出方式，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思路，国家财产便是党产，秘密警察的开支从来没有在全国人大上审议过。因此，他们花起纳税人的钱来，不会像我这样的纳税人一样感到心疼。
八年以前，当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自发地走上街头庆祝。其中，也包括后来积极关注艾滋病和人权问题的胡佳，当时胡佳甚至为中国取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而流下了眼泪。然而，八年之后，胡佳却因为从事人权活动而被捕入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判刑三年，在狱中健康状况亦急剧恶化。当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少年胡佳高高兴兴地去充当志愿者；如今，北京举办更为盛大的奥运会的时候，青年胡佳却身陷牢狱，再也不能成为志愿者中的一员了。更多的普通的北京人，对于奥运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愈来愈大的困扰感到不满。街上处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甚至连导弹也被安置在鸟巢门口。地铁里的安全检查与机场一样严格，类似的检查已经扩展到公共汽车上，拒绝被检查提包的人亦被拒绝乘坐公共汽车。北京已经不是老百姓的北京，整个城市陷入风声鹤唳之中，只有一九八九年“六•四”中共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的那几个月，处于“戒严”状态的北京，才有类似的恐怖气氛。当局不是在“反恐”和“防恐”，乃是在亲手制造恐怖气氛。于是，许多北京人干脆以离开北京、到外地旅游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奥运会的疏离与不满。他们说，奥运已经变成了“厄运”，所以他们不得不“避孕（运）”。这是一种北京人特有的幽默。
中共当局声称，支持奥运会便是一种爱国行为。当北京的三座公园被宣布为奥运期间民众抗议游行抗议的“特别区域”之后，中国的保钓组织提出了反日游行的申请——前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出于节约的考虑，将乘坐军机来北京。这是二战之后日本军机第一次飞抵中国。对于某些自尊心极其敏感的爱国愤青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于是，他们便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举行反日游行——来“爱国”。但是，当局迅速驳回了他们的申请，并施加压力让这些人在奥运期间离开北京。一个荒唐的结果出现了：为了奥运，连“爱国”的权利也被彻底剥夺了。
奥运会没有那么重要，我从来没有乐观到期望奥运会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转折点的地步。与昔日韩国首尔奥运会不同，首尔奥运会确实成为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催化剂，但当时韩国国民的民主素养的提升、韩国的民间社会的发育以及长期坚持不懈的学生运动的抗争，本身便已经到了一个突破口，奥运会只是碰巧成为了压垮军政权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而在今天的中国，各方面的条件都还远远比不上当年的韩国，也许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的积累与变化，才会出现民主化“破题”的局面。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办奥运会，像中国这样如履薄冰的。这是第一个不允许人不喜欢的奥运会。这是第一个主角不是运动员，而是警察与军队的奥运会。便是当年纳粹德国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也没有到如此疯狂的地步。奥运会就像是一棵大树，被移植到北京这片干涸的土地之后，还能够继续郁郁葱葱吗？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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