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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
一，金牌一定很多，不可乐而忘忧
中国的奖牌，是几代青少年和残疾运动员用汗水乃至生命创造的。至于那些威胁着全民族和子孙后代生存的大问题，理所当然，应该由领导一切的共产党负责。不能把青少年的成绩，用来掩饰或淡化领导者的过失。
北京快办奥运，结局将会如何？
我不想预测中国奖牌的总数。奥运属于地球村。在某些国家里，国家的价值和作用，常常被无限放大。但奥运是和平，是友谊，是人与人互相学习的学校，不是国家与国家“较劲”的舞台。把金牌数目，当作“国家崛起”的筹码，是幼稚的。“国家至上”可以和慈禧太后或者义和团之类相匹配，不能体现奥运精神。尤其是主办国，一旦掉进“我国至上”的泥潭，就会在道义上丧失东道主的资格。我国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勤劳辛苦，这次奥运会，一定会得很多金牌银牌铜牌，但奖牌再多，不应该成为乐而亡忧的理由。
培训和选拔运动员，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有微妙的不同。许多国家以体育健身，中国靠体育夺标。中国从上到下，全面推行专业化制度，也就是“脱产”培训的制度。“脱产”这个词，外国人不懂，是中国共产党在1927-1937十年内战中创造出来的。种地为生的农民，一旦拿起枪杆子，以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职业，就脱离家庭，脱离社会，脱离生产，叫做“脱产”。我国培训高精尖运动员，仿照这种制度：从娃娃抓起，以竞技为职业，不顾一切，不惜一切，脱离家庭，脱离原来的学校，与正常的社会生活隔绝，关起门来，献出整个青春期，乃至前青春期，瞄准竞技的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专业化定向塑造，最后在成千上万的可造之才中，拔出一个省市冠军，再在省市冠军中，拼出一个全国冠军。这种大淘汰大拔尖的体制，非常有利于出尖子，出金牌。我们是举世无双的人口大国，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最能为党和国家争荣誉。但是，它同增进国民健康，提高国民体质，根本是两码事。现在中国的医疗制度，只能无微不至地确保高级干部长寿再长寿，无法适应老百姓（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治病要求。这是明摆着的。水质和空气的污染，土壤的恶化，无疑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在有特色的体制的狂热驱动下，中国的问题更普遍，更严重，更惊人。这也是明摆着的。
金牌就是金牌，和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命运，不能划等号。前苏联得的金牌不计其数，而今呢，金牌还是金牌，苏联安在哉？倒是很多没有得过金牌的国家，以体育健身，不靠体育夺标，老百姓过得很自在很幸福。金牌多，国运未必昌隆。中国的奖牌，是几代青少年和残疾运动员用汗水乃至生命创造的。至于那些威胁着全民族和子孙后代生存的大问题，理所当然，应该由领导一切的共产党负责。不能把青少年的成绩，用来掩饰或淡化领导者的过失。
根据以上事实，作出以上论断，我想是必要的，站得住脚的，有益的。如果有错，欢迎指正。
二，“最好”已经失之交臂，“平安”是可以保得住的
中央预期的两个目标，在“最好”业已痛失良机之后，“平安”大概是保得住的。
中国共产党把举办奥运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穷十年之功，倾全国之力，把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宣传活动、外交活动，转上了为奥运服务的轨道。全党全国，重中之重，是奥运——不比国计民生轻，起码比保障人权重，比救灾和反腐败重。
以倾国之力办奥运，划得来划不来，是赚钱买卖还是赔本生意，这笔账很复杂。中国是个金字塔。沉重的负担，压在金字塔的最底层，荣耀的光环，悬挂在金字塔的顶尖。老百姓直接间接付出的代价有各种出入意料的科目，除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之外，还有被迫征地，被迫拆房屋，被迫停产停运，被迫清理回乡，被迫拘留，被迫禁止说话，禁止上诉，禁止采访，禁止寻求或提供法律服务，禁止维护公民权和财产权等等——不管怎么样，领导人的意图是明确的：向国际社会展示一党制的优越性。至于目标，那是有弹性的：力争办成“历史上最好的奥运”，确保办成一个“平安奥运”。平平安安过关，就在国际社会面前，保住了一党制的面子；幸而天从人愿，被誉为“历史上最好”的奥运，那么，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党制就可以荣升为“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平心而论，“历史上最好的奥运”，是个相当平实的要求，不算高指标。奥运应该与时俱进，办得一届比一届好。没有理由说鸟巢不是“最好”的。何况八十国领袖云集北京，确实是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会。尽管数以亿计的穷人，在每天一美元的生活线上挣扎，北京奥运的投资，仍然使富国俱乐部望尘莫及，自叹弗如。所以，把北京奥运办成“历史上最好的奥运”，本来应该十拿十稳。美中不足的是，中国政府拒绝履行它在申奥期间所作的改善人权和开放新闻的承诺，一失足成千古恨，自动葬送了“最好”的可能性。其实，这个承诺非常非常容易实现。容易到了什么程度？是“举手之劳”吗？不，比“举手之劳”更容易！压根儿用不着党和政府动手，只需要他们“不动手”，就大功告成了——也就是说，只需要他们不践踏本国宪法，不打压老百姓，不封锁新闻，就能功德圆满。问题在于，申办以来，八年了，年年打压人权，年年封锁新闻，落了个言而无信。言而无信是瞒不住的。被侵权的老百姓知道，许多国际媒体知道，中国党和政府自己心里也明白得很。谁敢吹牛或者拍马，谁敢提议或者附议，把言而无信说成“最好”？是打压“最好”，还是封锁“最好”？所以，尽管奥运的幕布尚未拉开，已经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断定，“最好”已经绝望了。
不过“平安”是稳拿的。“平安”不“平安”，是一种自我感觉。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它的稳定性和承受能力，历来是超强的。即使出点天大的纰漏，一打压，一封锁，也就平安过关。哪怕盖子捂不严，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理论指导下，没有不能化解的。中央预期的两个目标，在“最好”业已痛失良机之后，“平安”大概是保得住的。
三，中国向奥运展示一党制的努力
本届奥运由中国主办。奥运的原则是非政治，中国的特色是一党制。我深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绝对没有向奥运输出一党制的意图，同时，我也毫不怀疑他们有展示一党制丰采的雄心。
本届奥运由中国主办。奥运的原则是非政治，中国的特色是一党制。我深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绝对没有向奥运输出一党制的意图，同时，我也毫不怀疑他们有展示一党制丰采的雄心。我认为，中国的官方媒体不会放过任何一句赞扬的语言，一定会把字字句句的日常友好语言，编簒成为对中国特色的一首首颂歌，献给一党制。
一党制和民主制的长短优劣，“谁战胜谁”，从十月革命算起，已经九十年了。苏联和东欧早已由老百姓作了结论。中国老百姓尚未宣布自己的结论，不过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发表过经典性的论断。1956年，毛泽东评论斯大林肃反，说，这种事情，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978年，邓小平评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也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出现在西方国家。一语破的，精辟极了，胜过几千个笔杆子写几百个《历史问题决议》。
一党制有没有优点呢？有，它有一个极其伟大的优点，就是心想事成。所以邓小平教导说，不要搞西方民主那一套，那是扯皮，麻烦，办不成事。一点不错，谁敢同毛泽东、邓小平扯皮？所以，1976年毛泽东宣布邓小平是人民公敌，1989年邓小平宣布赵紫阳是人民公敌，一前一后，统统易如反掌。每一级的领导人，遇到不同意见，都有权宣布对方为公敌，中国就成了冤假错案的原产地和高产区。我估计，几百万冤假错案是打不住的，应该是八位数。
效率之高，又何止冤假错案！凡是党的各级领导喜欢的，效率都很高。比如叫喜欢的人先富起来，只要党的某一级领导喜欢他，一眨眼，就有银行贷款。再一眨眼，就能以百分之三，百分之五之类的象征性价格，买到整座国有企业，确立崭新的私有产权。同样一眨眼，“批”走一大片土地，撵走一大批农民和居民，进行一本万利的开发。有人告状吗？好办，一眨眼，告状的人就丢掉了饭碗，受到了警告。谁胆敢报道这种负面新闻？那是泄露党国机密，非但记者，连报纸也立即遭到麻烦。如果诉诸法律，律师不是受到警告，就是受到阻挠，或者被取消律师资格，甚至被宣布有罪。直到触犯了众怒，最后一着就是随意动用警力镇压。五分钟一起，一年八万起群体请愿书事件，都是如此这般被一党制逼出来的。在今天的一党制下，拔地而起的贫富鸿沟，高效率的繁荣，高效率的腐败，高效率的掠夺，高效率的打压，高效率的封锁消息，互相配套。这就是申奥八年以来，尽管做出了郑重、明确、负责任的庄严承诺，中国的人权纪录和新闻自由记录却难以改善的背景。这就是老大难的秘密。
一党制的高效率，适用范围相当狭窄。凡是党的领导不喜欢的事情，一定寸步难行。国家定名为人民共和，五十九年了，民主的进度表，年复一年，就是拿不出来。为了争取申办奥运成功，中国政府1998年10月派出代表，直飞联合国，正式签署《人权公约》。申奥一成功，立即束之高阁，十年光阴浪费，就是不提请人大批准。做戏，效率很高，办事，效率极低。这次办奥运，托高效一党制的福，但愿真能使空气在瞬间得到净化，等奥运结束以后，老百姓要求改善空气质量，就不知道应该耐心等待到哪一辈子了。
制度好不好，有个晴雨表——不要相信嘴巴怎么赞扬，嘴巴是靠不住的；要看人们的脚在朝什么方向走。好的制度，有吸引力的制度，本国的人安居乐业，外国人也会不远千里而来，古话叫作“近者悦，远者来”，来，就是来归化入籍。经过奥运，经过展示，经过相互了解和比较，结果会怎么样？可以肯定，对中国，一定好评如潮；同样可以肯定，外国人不会潮水般地涌进来，倒是中国人，只要有可能，就会成千上万涌出去。我的预言，准确与否，留待今后的记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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