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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佳袭警已是天下昭然的事，正如赵牧兄所说“其结果可料，实际进展不知”。什么是结果可料？就是在目下死刑尚未废除的情形下，他连杀六警，伤及多人，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可以使他领得死刑。但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死得明白，死得一切尊重法律，无论从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都经得起考验。否则，用冤枉一个杀人犯的代价，来糟塌法律，实不明智。有人说，一个杀人犯我们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这当然是说起来很痛快的事。但杀人犯就应该不配享有相当之尊重和公民之权利吗？在他犯法没有定案之前，均只能用犯罪嫌疑来处置他。而在处置他的过程中，也只有并且只能是法律才能裁决他，任何因其袭警而因情感和所谓的民愤极大，来判定他的罪行，都是另一种“杀人”，哪怕这个人是杀人犯。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杨佳的母亲已失踪多日，而警方未能向外界透露她接受调查的进一步细节。按中国法律，杨佳母亲有协助调查的义务，没有至亲免于互证其罪的豁免权。但问题在于杨佳母亲王丽（化名）协助警方调查，但警方没有将其软禁之权力。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警方似难逃此种嫌疑，知法并犯法，执法而枉法，此种中国公检法之恶习不除，必然带来更多的冲突。公安局的傲慢，法院的无理，检察院的滥行公诉，律师的无耻，公正的丧失，正是不少人如杨佳最终采取暴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普通百姓善良克制，胆小懦弱，慎言谨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施用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事。杀人偿命这个基本判断，再没有文化的人，都是知道的。实在是看不到出头之日，看不到公正判决的希望，他们才会最终用命来赌博，这种“血酬定律”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拿来实施。
杨佳母亲至今为止没向外界公开过任何被调查的细节，传媒在这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报道，使得杨佳的行暴活动，进一步因其母的冤情而使得整个社会同情，这一点正是公安局的傲慢与失策。本来有不少的人同情警察，但他们这样对待杨佳母亲，而不使信息公开，民众将同情就转向杨佳他们弱势一方，这对公正解决此案，同时让民众正确认识暴力活动甚至包括恐怖活动，极其不利。杨佳母亲受不公正对待如威胁如软禁，使得这个社会的相对统一的价值观正在撕裂，本来人们对恐怖活动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但由于警方对杨佳母亲不明智做法，而模糊了这样的基本认识，这使得民众对警察这个职业的恶感进一步加深，于社会的和谐有极大的不利。
最为不能容忍的是上海闸北公安局的律师谢有明，他身为受害当事人单位所聘律师，居然来强行代理杨佳的案子。利益相关而避嫌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他都不懂，或者说因公安局想从重从快解决杨佳案，而违犯职业操守来参与此案，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在一个丛林社会，我们当然并不指望谢有明独善其身，但他这样明目张胆地违法以及违背基本职业操守，实在是比杨佳杀人还令人发指的行为。中国的法律就是被公检法和律师的违法所糟塌，而且这种糟塌是一种公然的蔑视公众智商和法律常识的行为。这种有害的影响，坏的榜样，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份。如此这般地对待杨佳及其母亲，只会激起更多的杨佳出来采取近乎恐怖活动的暴力行为，最终整个社会为此埋单。如果判决不公，如不能公正对持杨佳及其母亲，上海闸北公安局和谢有明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恶劣示范作用和影响，可谓有目共睹。如谓不信，将来有更多的警袭案发生，那么不仅应该怪罪于我们的司法不公，也应该怪上海闸北公安局和谢有明极坏的榜样作用。
要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要让民众看到司法的公正，请从公正对待杨佳及其母亲开始。一个能给犯罪嫌疑人（哪怕是犯人）以尊重以公正的司法判决，才是值得我们遵守的。对一个基本上没有异议的死刑犯，对一个近乎必死无疑的人，能公正判决，其意义不亚于一场微小的社会变革。请上海警方和谢有明学会尊重杨佳及其母亲，以给民众一个正确的期待，否则你们就是另外一种被缺席判决的“罪人”。
2008年8月27日7：17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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