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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制度的接班危机：从华国锋看
陈奎德
华国锋去世了。
作为一个转折时期的转折人物，华国锋的生涯极富戏剧性。他火箭般窜升，君临天下，成为毛死之后中国的最高领袖；并逮捕毛妻及其政治帮派。不久，又流星般坠落，王冠堕地，成为可有可无的政坛隐匿者。
华国锋其人，用四川话来说，是“面带猪相，心里瞭亮”。看起来肥头大耳，忠厚老实，但并不缺乏在中共这个大染缸里浸泡久了后的农民式狡猾。
华的政治生涯有三个重要事件：其一是周恩来去世后被毛任命为总理，并被指定为接班人，其二是毛去世后担任中共党主席，与叶剑英汪东兴等联手，突然逮捕毛妻江青及其同党，结束文革。其三是在主政期间因坚持毛路线，在权力斗争中被复出政坛的邓小平击败，黯然辞去最高职务。
这三件事都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特别是逮捕江青等人，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捩点。因此，华国锋其人，虽然今天三十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对之已经不甚了了，他仍是一位被刻进了历史的人物。
华，作为已经占据党政军最高权位的“英明领袖”，不旋踵间，三下五除二就被对手搞下了台，这在中国这类国家，还是罕见的现象。何以至此？
关键在于，就“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看，华国锋都占了劣势。
天时者，毛去世后之天下大势也。其时，唐山大地震刚过，该城犹如当时中国之缩影，满目疮痍，经济濒于崩溃，举国鸦雀无声，道路以目，冤狱遍地，天怒人怨，人心思变。一个“变”字，囊括了当时中国天时的“核心”。但是华国锋最怕者，恰恰就是这个“变”字。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于毛，变了毛的路线，华的权力就失去其凭借，就悬空了。因此，虽然他权衡左右势力之强弱后倒向了右翼，为了防范自己成为江青的傀儡而借助右翼军方势力逮捕了江，但他一辈子的直觉都非常明确：必须保卫自己权力的来源，坚持“照过去方针办”，因而他对邓小平10月10日的表态信不予理睬，并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此公开地抗拒“变”，他也就站到了天时的对立面。
地利者，皇城根下中南海的盘根错节的地气。华国锋从湖南调来京城不久，熏染尚欠火候，尚不知皇天后土的东西南北也。因此，在北京，他缺乏地利之便。
人和者，北京官场左右上下之人脉“和谐”之谓也。华国锋，先以逮捕江青等人开罪了毛氏极左帮派；后又压抑邓氏出山，从而结怨于邓胡诸右翼大佬；而对于与自己联手宫廷政变的汪东兴、吴德等同党，当他们一个个先后被整肃失势下台时，华不仅未出手相救，甚至有时落井下石。从宽宥的的角度说，他是不仅缺乏保护政治同党的意愿，也缺乏保护他们的实力。因此，他成了政治“绝缘体”，左右中，几边都不靠，几面不是人。如此，“霸王别姬”是迟早的事。正如所料，身为中国的“新天子”，华国锋其时正逐步向光杆司令演化。据此，他被褫夺最高权力也就指日可待了。
与华相较，当年邓在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都占有优势。他被毛整肃，“三起三落”的经历使他如神迹般被民众崇拜，从而自然代表了“天时”——“变”，也就是所谓“改革”。论地，他有京城串联之地利。论人，他有党政军内深厚的人脉。“天地人”当时邓小平都占全了，他能取代“英明领袖”而摇身一变为“核心”，其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华国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悲剧在于，是他，在风雨飘摇的历史关头，冒了风险，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可能性。然而，新的可能性却不属于他。华的权力来源，他的合法性基础，他的政治才能，他的意识形态底色，使他没有抓住这一可能性，而是为人作嫁，让他人去收获了巨大的政治果实。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的宿命。
此外，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在华当政期间，有些直接是“照过去方针办”而酿成的新罪行。政治犯良心犯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等的死刑，就是在华任最高领袖时执行的。无论华是否亲手参与过问了上述案件，他都难辞其咎。这些罪孽，也将刻在他的墓碑上。
回览华国锋其人，可以领悟共产党政权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何以总是出现危机，常常发生政变。无疑，是因为没有一套制度性的转移权力的规范（如现代的选票，如历史上的长子继位）可供遵循。于是，刀光剑影血腥政变，就成为此类国家接班时期的家常便饭。笔者常称其为共产国家权力交接的“癌症”，无法治愈。有鉴于此，仅仅因共产“癌症”迸发时的非人道性、残酷性，共产制度也无法为它自己的生存作辩护的。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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