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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不择手段的复仇或玉石俱焚
当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无论对杨佳本人和他的亲人，还是对被杀警察和他们的家庭，此案都是一个大悲剧。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报复的性质，更是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制度性的悲剧。
毋庸讳言，近年来中国屡屡发生震撼性的血案，凸显了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暴戾之气，其主要根源是官权的暴虐统治。杨佳杀警的舆论效应成倍地放大了社会的暴戾气氛。
在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和越来越重的暴戾之气中，民间应该采取怎样的抗争策略，民意主流是否赞成受害者以暴力手段反抗或报复官权，这关乎中国转型路径的基本抉择。
我不否认，反抗暴政是受害者的天然权利，但我也不认同反抗暴政的不择手段。个人行使暴力反抗权利的正义性，首先要区分被动的自卫暴力和主动的行凶暴力， 其次，要区分反体制的暴力和个人复仇的暴力，最后还要视暴力反抗的客观效果来界定。如果暴力反抗是个人复仇的主动施暴，其结果是双方的生命代价，那就是没 有赢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谈不上正义。
维权不一定靠暴力反抗
从个人的角度讲，我同情杨佳，因为他是在穷尽依法维权的手段之后才选择暴力复仇的。但杨佳不是英雄或大侠，因为他结束了六个生命。难道对生命的珍重还要区分警民，难道仅仅因为警察的身份被杀就是活该？即便被杀警察中可能有迫害过杨佳的人，也是罪不当诛。
我也理解为杨佳叫好的民意，但在中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中，这种认同绝非中国之福，「侠客」情结背后是仇恨意识，是对法外暴力的崇拜，甚至就是对杀人的崇拜。
反抗暴虐制度的勇气，不是非要通过「杨佳式复仇」才能凸显；国人的正义感，也不是只有通过「言论泄愤」才能表达；国人的灵魂或良心，也不能只靠仇恨来喂 养。因为，仇恨仅仅是人类的「初级感情」，却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如同「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仇恨的本质》，小拉什?多兹尔着，王江译，新华出版社二 ○○四年版）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杨佳的个人维权也并非穷尽了所有非暴力手段，起码还有一条非暴力维权之路──通过在媒体上公开他的冤情和诉求来 寻求舆论救济。传统媒体不行，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类似杨佳的情况大概还不至于被封杀。
应以和平方式推进民主化
十九年前的八九运动后期，我曾发动了最后一次四人绝食，我们发表的《六?二绝食宣言》说：「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宣言》的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十九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杨佳案及瓮安民变的问题上，我坚决反对中共专政机关的滥用暴力，正是「以民为敌」 的独裁统治造就了霸道滥权的专政工具，也造就了「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思维和以暴易暴的报复性反抗。但我不赞成民间的「以暴易暴」，因为个体性暴力复仇和 群体性暴力泄愤，并不能解决政治之转型的问题。
是的， 党主司法的体制性野蛮必须由具体执行人来实施，警察是执行独裁意志和践踏人权的主要工具，每一个侵权个案都是来自具体执法者的滥权。但我仍然不赞成把民间 反体制的行为转化为对具体执行人的暴力报复，无论这执行者是其他部门的官员还是专政工具（警察等）。换言之，当正义无法通过合法方式实现时，不惜用毁灭他 人生命（哪怕是专政工具的生命）来实现正义，这样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要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
从古代到现代再到当代，中国独裁制度及其文化，似乎非有流血的革命不足以革新，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改革之难，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瓮安民变」后中共 官权有所反省，「杨佳袭警案」后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也做了反思性节目，七月二十四日又发布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这是中共第一次就信访工作责任追究作出系统规定，其中特别规定了「处置群体性事件滥用警力可被撤 职」。以上变化，似乎为暴力抗争推动变革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与立竿见影的例证。然而，个别暴力事件促成的「进步」并非体制性的而仅仅权益性的，如果中国的司 法进步和政治进步要靠民间暴力来推动，我很难有信心看到中国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前景。
首先，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权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没有走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怪圈。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难保证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独裁 的老路。当源于暴力哲学的激进革命被用于社会变革之时，既代价高昂又恶性循环，暴力夺权成功了，维持权力也就必然依靠暴力，结果是通向更残暴的独裁。中国 古代农民造反的成功，不过是一个新皇朝代替旧皇朝；毛泽东用枪杆子打出的政权，不过是以空前的党天下独裁代替了古代的家天下独裁。
其次，在法治已经变成普世文明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文明不能尊重人的尊严，不能防止公权力侵犯个人自由，不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个国家 就仍然处在野蛮时代。在这样的野蛮国家，杨佳式法外「正义」的实现是以双方的生命毁灭为代价，至多是毁灭性「原始正义」。为杨佳叫好的民意，让我想起中国 历史上和演义中的众多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如果说，中国历代独裁者都会玩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驭民术，那么，杨佳被奉为大侠就是「不杀恶吏不足以快人 心」的泄愤民意。换言之，对不公正司法的暴力反抗，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很难达成现代文明的司法正义。
第三，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到，暴力手段的「成本」极为高昂，不要说法外暴力的使用，即使是合法的暴力，「成本」依然高昂。对于社会制度的 变革来说，选择暴力革命，不仅社会代价过于高昂，而且其结果往往是自由的反面。所以，以暴易暴已经成为非常落伍的政权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转型，既符合人类 文明的道义准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效益原则，所以才能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的世界潮流。
当下中国，虽然政权的暴虐性质还没有根本改变，但后极权时代的统治已经进入理智独裁的时期，民间的自发努力也在逐渐扩展自由空间，官民博弈之路也并非只有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持续累积的非暴力反抗所形成的压力，也会导致官权的妥协和局部制度的改革。
暴力革命不可能改变体制
第四，在目前中国的制度条件和民间生态之下，想通过暴力革命完成体制性的除旧布新，可能性为零。因为，第一，从统治集团的角度，当下中国的统治者已经具 有了计算统治成本的理智，可以采取灵活处理的方式平息局部暴力事件。以胡温政权此次处理瓮安事件的方式看，中共高层对民间反抗的暴力化倾向还是特别警觉， 采取了整肃基层吏治、满足民众要求和镇压带头人的策略，随后又出台遏制地方政权滥用警力的责任追究法规。第二，就民间而言，一来占人口数量越来越多的中产 阶层以上的群体，不可能支持通过暴力革命改变体制，而没有精英阶层支持的底层运动是不可能做大的。第三，中共统治方式的精细化、全面化和信息化，让民间的 大规模组织化几乎没有多少操作空间，既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吸收不到足够的人员，因而也就很难进行有组织的筹划、准备和动员。迄今为止的暴力反抗事件，大都 是无组织的偶发事件，而这样的偶发性局部暴力事件很难发展为组织性的整体性反抗。
从客观效果上讲，如果杨佳袭警的发生让民间相信暴力，产生对一场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结果就是更多的暴力反抗就发生。而独裁政权的应对只能是政府不断强化 政治恐怖，不断加强镇压的力度，只能进一步弱化本来就弱小的民间维权力量，中国的社会生态也只能只能从「坏」走向「更坏」。
从人治到法治是漫长过程
我要强调的是，社会的政治变革是一个极为现实的过程，绝非只靠道义正确的感召就可以一夜变天。在现实政治过程中，道义目标的实现一定要顾及结果的成败。再正确的道义目标，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也要打折扣。
最后，杨佳案凸显了中国司法制度的深层弊端，让国人再次意识到司法改革的紧迫性。但是，第一，纵观今日世界上法治成熟的国家，皆是长期累积、渐进改良的 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中国是一个法治传统稀薄而人治传统深厚的国家，由无法无天的人治到党主司法的法制再到司法独立的法治，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进入党主司法或恶法治国的阶段，相较于无法无天的毛时代是进步，但离司法独立的法治或善法治国还有相当的距离，仍然处在 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阶段。第二，法治如能治国，法律若要被自觉遵守，必以国民对法律的信仰为前提，在此意义上，法治是建立在人心上的制度。 制定法律和建立庞大的执法机构容易，但要让遵守法律成为国人的内在自觉则很难。时至今日的中国，首先是官权没有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信仰，中共提倡的法制不 过是实现独裁意志的工具。其次是民众也没有遵从法律的内在自觉，而是出于害怕受罚的利益计算。所以，今日中国只有坚持渐进的和平转型而反对一夜变天的暴力 更迭，才能驯化崇尚「枪杆子」的中共政权，也才能结束数千年来以暴易暴的历史。
面对制度性暴虐和野蛮的专政工具，反独裁、争民权的持之以?，已经很不容易了；无论遭遇怎样的暴虐对待，依然持之以?地坚持非暴力抗争，就更不容易。这，不仅要求反抗者坚守清晰而不妥协的道义伦理，更要求反抗者坚守理性而韧性的责任伦理。
如果正义的实现必须以法外的暴力流血为代价，那么这样的正义至多是原始性的复仇正义。如果以民为敌的官权暴虐与以官为仇的民间暴戾相互激荡，那么只能造成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今天的局部性以暴易暴很可能发展为全局性以暴易暴。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今天的民间维权和中国的法治进程！
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争鸣》2008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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