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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
我在奥运前的两篇评论中谈到，造成中国经济目前滑向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种不计成本的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而制度性地压低劳动力报酬则是这种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除了压制劳动力的报酬之外，中国政府对另一个主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也采取了超经济的抑制的政策，这个生产要素就是资金。
中国的直接资本市场仍然处于发育阶段，因此十分不规范。正如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两年前所指出的，中国的股票市场犹如赌场，并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事实上，对绝大部分的中小股民而言，中国的股市甚至比赌场更为险恶。因为在真正规范化的赌场，输赢的几率是随机的，因此对于参加赌博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但是中国的赌场简直就是一个少数掌握和控制信息的权势者们对绝大多数中小股民进行掠夺的屠宰场。在这里，权势者稳赚不赔；中小股民则只赔不赚。
由于股市等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在现阶段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十分有限，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还是依靠通过银行来间接融资。中国政府则通过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来人为地压低生产成本。由于中国政府对中国的银行业具有绝对的垄断权，因此中国政府压抑资金成本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具有全面的影响。
利率的本质是使用资金的价格，这个价格从近期看是由市场的对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从更加根本的层面上看，由于资金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资源，因此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率应该基本与该国在特定时期的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当。换言之，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管理层、不可再生资源、环境等各种要素一样都应该参与对经济增长的合理分红。
可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利率却大大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学者和官员、以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副行长在内的不少中国金融界人士都曾多次指出，中国的银行利率太低。不仅名义利率通常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五、六个百分点；在许多年份里，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中国银行的存、贷款的实际利率更常常是负值。
这种人为压低资金价格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对资金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严重阻碍。试想，如果一个企业向银行借贷的成本在扣除通货膨胀后低于零，它当然就具有向银行大量举债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最快获取利润的办法绝对不是通过艰苦的技术创新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而是最大限度的利用低成本资金来扩大生产规模。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各地区和各部门才会出现周而复始地重复建设的投资过热；中国的产业才会持久地在低附加值、低效率、低技术水平的生产和出口结构上徘徊。
在实行低利率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的官员们还通过国有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的垄断地位，利用其对贷款额度和贷款项目的直接控制等措施，有选择的对国有企业和其他与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企业进行利益输送。这种低利率和国家直接控制信贷的双管齐下的政策，正是形成大量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得不到资金保障，同时大量的资金流向效率低下的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许多有效益的民营企业不得不支付高利贷向那些能够得到便宜资金资源的企业转借资金。
这种超经济因素决定的低利率政策对储蓄存款的持有者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夺。超低的存款利率实质上降低了居民将储蓄存款转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机会成本，从而将大量的居民存款驱赶到了股市和房市，大大地刺激了这两个市场的需求，推动了两个市场的泡沫的形成。而这两个市场泡沫的破灭以及资金向其他市场的转移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当前这一轮的通货膨胀的势头。这正是中国经济滑向危机的一个清晰的路线图。
应该看到，长期的人为压制资金成本的政策已经使得中国经济形成了一种对低成本的依赖。这种对低成本资金的严重依赖正是中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障碍；长期通过低成本资金获得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是任何防止中国经济滑向危机的政策措施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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