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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在近日北京举办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与会者认为：“三十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规则、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其大者如私人产权获得一定程度保护，公有经济迅速缩小，私人企业逐渐发育以至于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据此，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这样的言论，如此反常识，说它“无常”，并非过分。它不仅和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日常感受相差太远；而且所谓制度，无论哪种，从不会有“最好”之说。
中国改革30年，主要是经济改革，它所取得成绩，正如与会者以上的客观肯定。但我个人并不如此乐观。前些时我看到一个数据，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的比例中占75%以上，相反，民间总资产还不到25%。这个数据如果是确实的，那么，公有经济还谈不上迅速缩小，非国有经济更谈上半壁江山。如果不加快经济改革的速度，即使再来一个30年，也不过国有经济和非国有一半对一半。饶是如此，这依然不是市场经济，只能是“中国市场经济”。因为，在理论上，市场经济不应有国有经济的身影，更不应有如此庞大的身影。市场经济是向民间权利开放的，不是面向国家权力的。权力和权利本不平等，市场的本性又在于竞争。问题是权力厕身其间，权利和权力还会有公平的竞争吗。更何况在许多国有垄断领域，权利被排斥，压根还谈不上竞争。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阻力显然不在经济，这里就涉及政治改革的问题。伴随经济市场化的应当是政治民主化，但它作为一个目标，显然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最近媒体在检讨前不久发生的瓮安、孟连事件，在我看来，问题的要害之一，便是县乡两级的民主在制度层面上未曾落实。有论者把瓮安事件归结为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因为事件发生后，当地主要官员未能当机立断，而是县里等州里，州里等省里，以至事态一发而不可收。这样的见解未免皮相，因为官员的逻辑是谁给他权力，他便对谁负责。如果他的权力来自上边，他当然要看上面的意图办事。至于孟连，不惜对村民动用大量警力。云南省的处理报告这样两条应该引起注意：一是该县县委书记“个人长期使用橡胶公司提供的豪华越野车”，二是“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出警究竟为哪般，结论已昭然。两起事件不是什么举措失当，它们凸显的是制度困境。如果不从制度缺陷着手，不真正推进制度层面上的政治改革，问题则不会有根本改观。
我并非是个否定论者，取得的成绩摆在那里，不用多说。所以多说问题，乃是为了进一步改进。因此，就问题而言，我相信我以上基于本土感受的表述，不难获得相当的共识。但张五常先生却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该论坛主旨之一，是三十年之后，中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变革。按张氏逻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我们已经最好。还是民间表达很精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张氏肆言，却见不及此。殊不知，在制度选择上，人类的确找不到“最好”。即使上述民主，在丘吉尔那里，也是一个并不好的制度，只是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而已。因此，即使民主社会对民主制度的评价也不过是“最不坏”。
在市场与民主上，如果我们的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还需要进一步转型，那么，张五常先生声称最好，设若不是常识常理上的无知，就不知他用意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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