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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当中国媒体全力报道北京奥运、大肆宣传金牌第一、“奥出一个崛起大国”之时，一条人命关天的信息却被“平安奥运”和谐掉了，而且，被荼毒的还是嗷嗷待哺的孩子。早在一个多月前的8月1日，也就是距党国盛宴开幕还有一周时间，三鹿集团公司已经检查出其产品加了三聚氰氨，而且，三鹿集团的外资方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曾多次要求三鹿全面回收毒奶粉。但，这个致命的信息，不但被隐瞒下来，而且该公司未采取任何措施，继续销售其有毒奶粉。这种知情不报且继续销售的行为，不啻于“故意投毒”。
直到京奥闭幕将近半个月的9月8日，虽然《兰州晨报》等国内媒体率先以“某奶粉品牌”为名爆料毒奶粉事件，但如果不是恒天然集团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对“毒奶粉”的穷追不舍，中共高层大概还不会采取行动。9月9日中国质检局和商务部都接到来自新西兰的有关三鹿毒奶粉的通报，中国政府才启动应急机制。
正是来自新西兰总理的压力，才让“毒奶粉”风暴越刮越猛，国内外的公众舆论铺天盖地，中共有关部门开始采取行动。据媒体报道，已经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包括北京奥运赞助商蒙牛和伊利、光明等知名品牌。目前肾结石患儿已有四人死亡，病例已高达6244。
可以肯定，此次毒奶粉之害蔓延全国，责任人之一是三鹿集团生产毒奶粉并隐瞒真相，责任人之二是石家庄市和河北省官权的庇护，责任人之三是国家质检局为三鹿品牌开了免检绿灯，责任人之四是国务院疏于督查，特别是国家质监局和国务院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监管缺失、官员腐败和商德沦陷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可谓比比皆是。仅近年而论，就有“石蜡大米”、“敌敌畏火腿”、“苏丹红咸鸭蛋辣椒酱”、“福尔马林火锅”、“硫磺银耳蜜枣”、“硫酸铜木耳”等，更有轰动世界的出口“毒猫粮”和“毒饺子”。
如此众所周知的恶劣环境下，中国的食品安全凭什么免检？2004年的“大头娃事件”已经凸显毒奶粉问题极端严重，但国家质检总局居然为许多食品企业发放“免检证”，难道没有黑幕中的权钱交易？国务院对滥发“免检证”不闻不问，难道就真的对中国造食品拥有免检的信心？
据四川著名学者冉云飞发表的《毒奶粉编年史》的统计：毒奶粉问题时间链早已显露，但从未得到过真正有效的治理。从2001年到2008年，每年都有不止一起“问题奶粉”出现，仅大陆媒体曝光的就高达30多起，其中有多处涉及三鹿集团的问题。但国家质监局和顶级喉舌却把“三鹿集团”树为质量标兵。早在2002年，三鹿集团就被吹捧为承担“十五”重大科技专项的优质企业，称其积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科技攻关，多项技术得到应用，整体研究水平得到提高。从奶牛品种改良、饲草饲料、饲养管理、疾病防治、乳品加工、乳品质量控制、养殖模式等方面对奶业完整产业链开展先进技术研究。建立了全程绿色、无污染原料奶生产技术及监控体系。2007年9月12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推三鹿；2008年三鹿集团“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夺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早在9月8日三鹿毒奶粉曝光前，毒奶粉却被长时间隐瞒下来。起码从2008年6月起，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已有消费者投诉婴儿吃三鹿奶粉后患肾结石。7月16日甘肃省卫生厅报告三鹿奶粉致婴儿生病几十例。7月22日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发现奶粉中有三聚氰氨；8月1日三鹿集团检查出奶粉中的三聚氰氨。8月2日恒天然公司要求召问题产品。8月6日三鹿集团发现奶粉污染，但并未上报或上报被压下。9月1日卫生部回复甘肃省卫生厅的报告，经专家检验系奶粉致病。
如果说，人命关天乃人类文明的最基本常识，那么，孩子的生命就应该是“天上之天”。而在中国频发的天灾和更频发的人祸中，受害最大的总是孩子。1995年的“克拉玛依大火”，在“让领导先走”的命令下， 288名学生、36名教师被大火吞没；2001年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一栋两层教学楼发生爆炸，造成42名学生死亡；2004年安徽阜阳毒奶粉造成“大头娃”，13婴儿死亡，病死率高达7．6％；2005年黑龙江宁安市沙兰镇因洪水灾害，造成87名学生死亡；2008年汶川大地震，大量豆腐渣校舍倒塌，官方公布的遇难师生为9000多人，而网民统计的死亡孩子高达13000多人。
对于必须重大安全事故负责的各级政府来说，在其治下出现震惊全社会的严重安全事故，没有任何理由不作为头等大事处理；对于负有向公众提供真相的媒体来说，面对如此重大的命案，也没有理由不作为头条新闻进行同步追踪报道，更没有任何理由向社会隐瞒真相。
但在没有权力制衡与独立媒体的中国，凡是出现类似的重大事故，中共官员首先想到的，绝非“人命关天”和“孩子第一”，而是“党权关天”和“面子第一”。所以，每有伤亡惨重的公共安全事故发生，相关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隐瞒真相”和“封锁媒体”，让其消失于无声无息。如果隐瞒无效，相关责任人的第一反应是“百般狡辩”和“推卸责任”，直到惊动了最高层之后，相关官员才会出面承错。然而，无论高层官员做出多么严厉的指示，也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关切姿态，皆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党权的负面影响。
所以，当事件爆光后，中共官权就会马上采取如下措施。1，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而要放在新闻中的次要位置，往往是最后一条国内新闻。2，突出报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胡温关于毒奶粉的指示都要置于头条）。3，所有媒体务必统一口径，只发表经过高层审查的信息。4，报道要尽量删繁就简和避重就轻，甚至继续隐瞒深层真相。5，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不允许同步的连续跟踪报道。6，加大报喜力度，以冲淡报忧所引起的社会情绪（这几天官方媒体加大报道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7，对事故的调查取证完全是黑箱作业，有选择地或歪曲地公布调查结果，务必从重从速地处罚当局宣称的罪犯。8，对有关官员的处分以及处分的力度，全视其与高层的亲疏关系而定。
正是在党权为重而人命为轻的独裁制度下，多少无辜受难的生命被独裁制度两次扼杀——第一次是人祸对生命的毁灭，第二次是谎言对亡灵的亵渎。
在中国，死于人祸的无辜者太多了，但在对生命的制度性轻蔑中，生命得不到尊重和爱护，亡灵也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在制度性谎言的黑牢中，亡灵们见不到真实的阳光，只能默默地死去发霉腐烂。在此意义上，“结石儿”之死，与其说是死于毒奶粉，不如说是死于制度之癌。
如果毒奶粉事件的问责仍然仅止于让地方官充当替罪羊，那么其背后的高层渎职和制度之弊就无法得到追究；如果胡温从毒奶粉事件中汲取的教训就是“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而不敢触碰深层的制度缺陷，那么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2008年9月20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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