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藜


彷佛是为了给健忘的国人提个醒，几乎虚脱的奥运高潮刚过，毒奶粉丑闻便不期而至。出离愤怒的中国人极度震惊之后蓦然回首，才逐渐看明白，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个国家仍然没有走出大跃进的阴霾。岂止没有走出，反而是在造假说谎欺诈的淤泥里越陷越深了。

50年前的大跃进是全民造假运动的一次大预演，虽然以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悲惨谢幕，但造假说谎欺诈的祸根从来没有做过认真清算，反而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得到强化。时至今日，中国人对假话和谎言的认可和欣赏程度，对于欺诈和造假的容忍和参与程度，可以说已经是“前无古人”。

大跃进时代的造假和今天的造假有着发生学意义上的联系，同时也有显著的不同。毛泽东暴政下的人们随着毛的意愿吹牛撒谎作伪造假，虽然期间有一些革命乌托邦的豪情壮志在作怪，但根本的原因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而当今“发财才是硬道理”时代的全民造假，首要的动力是金钱和利益。如果说毛泽东治下的造假群体是被动造假，今天的造假群体则基本是主动造假。这种造假驱动力的嬗变，使今天的造假更具广泛性，渗透性，持久性，对社会肌体和社会道德造成的危害也更为巨大。

全民造假从被动到主动的嬗变，首先是中共长期强权统治的结果。中共专制制度的残暴从建政以来密集的运动中暴露无遗。在这种血腥强权之下，出于自保的本能，人们不能不趋利避害，以谎言和虚妄行为为自己筑起一道苟延残喘的墙壁。第二，中共的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建立在无视生命，践踏人道基础之上的不道德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调节社会个体和群体利益的基本道德被有意无意地全盘摧毁，具有拯救人类心灵的宗教被逐出社会生活，亲情、乡情、友情等朴素情感先是被丑化，继而被毒化……在制度的暗影里，又没有道德的阳光，人性的恶便像苔藓一样随处疯长。第三，中共机构臃肿，执政成本高昂，反倒让民众来买单。从街头地摊到大型企业，运作成本里都要算上疏通关系、打点各级官僚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又被商人们通过作伪造假，压低质量，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第四，中共垄断国家政权和财富，公器私用，权力成为攫取物质利益的基本杠杆。那些试图染指权力的“聪明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于是各种非物质造假（如假文凭、假成果、假政绩，假数字）应运而生，以极低的成本换取极高的收益。第五，中共从虚构理想乌托邦到实打实的圈钱敛财的转型，诱发、激励了中国人的物欲。中国人，特别是汉人群体，从本质上讲，物质追求远胜于精神追求，没有制度的规约和道德的调控，无尽的物质追求势必演化出包括造假在内的不道德方式。很多虚假的东西表面上看似乎与物质无关，如假学历、假头衔，但这些非物质的假，目的还是为了求得物质的回报。第六，中共对历史不光彩的一面习惯上总是讳莫如深，甚至肆意篡改，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有经历，无经验，有经验，无智慧的窘境。没有向后看的向前看，难免会让人走入歧途。

全民造假从被动到主动的嬗变，是民族危机，道德崩溃的强烈信号。迫于外力的被动造假，随着外力的消失就有可能返璞归真，而自甘堕落的主动造假，特别是和欲壑难填的物欲捆绑在一起的主动造假，则极有可能陷入罪恶的渊薮而难以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的造假之恶，尽管有数千万人被饿死的惨烈后果，并不一定比其后的造假之恶更恶。它们只不过是制度之恶的两种不同表现方式，以危害的深度和广度论，今天几乎全民参与的主动造假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

当然，中国人的造假，即便是主动造假，也远不只是这50年的历史。中国人自己的记载中这类事例早已是史不绝书，而且至少在300年前，这种造假欺诈的功夫还荣获了“国际认证”。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称中国人为“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德国哲学巨擘黑格尔则惊叹中国人的撒谎和欺诈“诡谲巧妙到了极顶。”

这里旧话重提，并不是想说中国人从根子上就坏得无法救药了，更不是为中共的制度之恶寻找开脱的藉口。民族的品格事实上也是一个变量，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制度的规约、宗教的侵润、教育的提升，民族品格也可以发生变化。如果中国有了一个好的制度，有了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所谓的民族劣根性相信会逐渐消退，而不是日愈强化、日愈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