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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佳
1979年，在我国新疆发生了蒋爱珍女士连杀3人的重大案件，案发后人民日报和石河子法院在5个月内收到2万多封各界人士来信，要求基于蒋爱珍是义愤杀人应予轻判。后来新疆高级法院作出了不予死刑的决定。此举深得人心，对缓解当时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次我参与签名的《关于特赦杨佳的公民建议书》，就提到蒋爱珍案件。法治是冷静的理性，那么就需要时间，尤其社会影响重大，政治对立冲突的，关涉国家政治安全的杨佳案件，应该“留中不发”。学习80年代处理蒋爱珍女士案件的政治智慧，中止杨佳案件的司法程序。在冷静和拖延中，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政治出路，而如果急迫地杀掉杨佳，则是当局一次政治上的自杀行动。
下文是我80年代在公安部群众出版社时，对蒋爱珍案件的评论，对当时的舆论导向起了一点作用，现在重新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于浩成
2008年10月1日
公正的判决与惨痛的教训
于浩成
轰动全国的新疆石河子地区蒋爱珍杀人案在拖了六年以后，最近终于由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杀人犯蒋爱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另据《新疆日报》报道，曾经诬陷蒋爱珍的冯俊发、杨铭三和谢世平也被判定犯有诬陷罪、渎职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罪。司法部门曾对冯、杨二犯采取强制措施。由于二人已先后病死，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新疆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已经决定对他们不起诉。犯了诬陷罪的谢世平当时曾被亦法逮捕。现在事过六年，又考虑到其妻钟秋已被蒋爱珍枪杀和家庭小孩需要抚养等因素，新疆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
回想六年以前，人们对这一个案件曾经议论纷纭，意见分歧。后来也还有不少人一直对此案十分关注，对最后如何判决有过种种猜测。现在尘埃已经落定，终审判决已经公诸于众。人们完全可以就此检验各自的见识。
据《新疆日报》报道,蒋爱珍本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她对这一判决“口服心服”。她说：“我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我持枪杀人，除了不懂法之外，对当地党组织失去了信心是主要原因。”她极其沉痛地追悔自己的过去，用自己沉痛的教训告诉人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相信国家法律。
在蒋案发生之初，人们曾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观点。现在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都是对社会主义法制认识不足的表现。一种观点认为蒋爱珍持枪行凶杀死三人，杀人未遂一人，罪行严重，应该依法严惩，而对于诬陷、迫害蒋爱珍的谢世平等人，则根本没到应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蒋爱珍是在她的人格、名誉受到严重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受到侵犯，而申冤告状主管部门又不予受理，在忍无可忍，出于义愤的情况下杀人的，在量刑应适当减轻，甚至免于判刑。同时，对于谢世平等人，也应该追究他们的诬陷、侵犯人身权利等罪行，给应得的处罚。
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公正性，体现在全面考虑两种观点的合理成分，而纠正每一观点的片面性。后一个观点的不足之处，是对蒋爱珍杀人所造成后果严重性估计不足。确实，她本人是受害人，但也绝不能因此自己有理由也犯法。如果有理就可以杀人，可以犯罪，那么整个社会的治安秩序就无法维持，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蒋爱珍自己说的好：“法律是神圣的，每一个公民都要遵纪守法。犯法就要服法，不然，像我这样，占了理就去杀人，哪还要法律干什么？希望这一些同志从我犯罪中汲取教训。”这是她大彻大悟之言，应该成为后来人的前车之鉴。
前一种观点的皮面性是很明显的。他们只看到蒋爱珍杀人的一面，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她为什么要少人的一面。石河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无期徒刑，定性不妥，也是对蒋爱珍受害一面估计不足。应该指出，诬陷好人，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同样是触犯刑事的罪行，应该以法追究的。这一点在目前我们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中，更应该加以强调，因为诬陷、迫害人、造谣、诽谤、侮辱他人名誉的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司空见惯，而且被认为是什么“革命行动”。现在应该把这一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彻底肃清文革的遗毒。农八师一四四团场原团长冯俊发，副团参谋长杨铭三和团场医院药剂师谢世平诬陷、迫害蒋爱珍，随便用“男女关系”作为籍口整人的恶劣行为，再也不容许发生了。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人人学法，懂法，守法，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而斗争，这就是蒋爱珍杀人案给我们的教训。
1985年1月31日载于杂文集《鸣春集》
附人民日报：《蒋爱珍为什么杀人？》
《人民公安》转载的时候，加了编者按：随着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今后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我们的许多同志至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蒋爱珍同一位男同志的正常往来，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成乱搞男女关系，平白制造了一个尖锐矛盾，而后，像杨铭三这样的工作组的头头，主观武断，认假为真，不讲政策，胡作非为，采取种种横暴手段，把矛盾不断推向激化，直至酿成三条人命的惨案，这是一次多么惨痛的教训！
人民日报：蒋爱珍为什么杀人？
1979.10.20
编者按：新疆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心如同志来信，说明关于蒋爱珍杀人案件的情况和他的意见。我们派记者做了调查。蒋爱珍采取杀人手段，应受法律制裁。但仅制裁蒋爱珍够吗？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我们应从这件事汲取什么教训？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在石河子地区公安局看守所里，关着一个重犯，她打死了三个人。可是奇怪，群众却大多同情她。不少人说她没有民愤。有的说：“这个娃娃可惜了！”连看守所的人也反映：这个犯人很老实，不象一贯作恶的。
审判员提审了这个犯人，我们在场。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女青年。看上去庄重、矜持。问她为什么要杀人，她情绪激动，说话哽咽，不时掉泪。审问进行了一半，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呼嗤呼嗤地喘着粗气。审判员看她憋得难受，就让她出去休息一下。过一会儿，我们去找她，只听她一个人在厕所里嚎啕大哭。
她为什么这样痛苦呢？她为什么要杀人呢？
缘起
她名叫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一九七二年初中毕业后，随哥哥到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先在农场劳动，后被推荐到一四四团医院当护士。她一贯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一九七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七六年入党。同年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蒋爱珍的哥哥同一四四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过去是一个部队的老战友。蒋到医院后，她哥哥嘱托张国政，要象亲兄妹一样关心蒋爱珍。张国政热心帮助蒋爱珍进步。加上工作上的原因，两人关系因此比较密切。
一四四团派性严重，李佩华、谢世平（都是党员）和医院个别领导人，同张国政早有矛盾，想抓把柄把他整下去。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蒋爱珍被批准回浙江探亲。十七日晚，张国政和另一个人曾一道到蒋爱珍卧室（外科值班室），嘱咐她路上应注意的事情，然后即告别回家。李佩华，谢世平妄断这天夜里张国政要和蒋爱珍发生关系，就在副院长粟某的支持下，行动起来。半夜两点多钟，谢世平叫了钟秋等六七个人，把外科值班室的门窗、周围过道以及张国政家（紧挨医院）的大门，处处把住。然后哄使一个护士，诡称要纱布抢救病人，叫开了蒋爱珍的门。谢世平闯进蒋的卧室，四处搜查，不见张国政。蒋爱珍陪护士在另一处取了纱布，回来时发现谢世平。打过招呼后，三人一同走出值班室。在门外，蒋爱珍发现在黑暗处李佩华躲藏不迭，立即引起怀疑。因卧室里放着九百元钱，她害怕这些人偷钱，决定向支部反映。支部书记家离医院远，她就去找张国政。张从家里来到值班室，正查问情况，李、谢突然闯入。张国政问：“你们干什么？”李佩华回答：“我们来抓鬼？”张国政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就差人去把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叫来，说明刚才发生的情况。支部问了有关人员，又查看了蒋爱珍的卧室，未发现异常痕迹。问李佩华、谢世平时，他们支支吾吾，只说“我们失败了！”
十八日清晨，谢世平去团党委，捏造事实，诬说张国政昨晚在蒋爱珍房里干了不可告人的事。早晨一上班，钟秋就到各房间游串，散布昨夜张国政在蒋爱珍房里鬼混。与此同时，医院外面的商店、学校等处纷纷传出：昨夜抓住了，……。两三天后，李佩华、谢世平等几个人又传出：十七日夜半有人看见张国政从蒋爱珍的卧室出来；有人看见他闪进自家的门，等等。谎话陆续补充，越来越圆全，以后成为领导上逼蒋爱珍承认“三．一七”事件的主要“证据”。
会计傅冬勤对李、谢等的做法不理解，找李佩华谈。李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干成啥样就啥样。弄不倒也要弄个臭！
发展
三月十八日，蒋爱珍没有起床，气得直哭，也不回家探亲了，还要求组织上给她澄清事实。绝食三天，最后她哥哥来劝了才复食。她从床上起来以后，勉强工作，跟谁也不说话。
一天下午，谢世平、钟秋两人在走廊里大骂张国政，诬蔑他乱搞男女关系。蒋爱珍穿着白大褂，站在值班室门口呆呆地望着，一语不发。
晚上，蒋爱珍独自在值班室里。突然，哇的一声，跑出去了。大家又哄又拉，总算把她弄回医院。两三个人按着她。她哭喊：“冤枉啊！冤枉啊！——为什么不让我去接妈啊！——冤枉啊！”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在场的人很多都淌下眼泪。经过医生诊断，确定是精神分裂症，收入病房。
一天夜里，病房里突然不见她了。
初春的戈壁滩上，寒风凛冽，蒋爱珍穿着一身单衣单裤，在旷野里转游了一夜。第二天朦朦亮，她哥哥和医院的几个人开着一辆卡车寻到一个高坡边，发现蒋爱珍直直地站在那里，两眼直瞪瞪，头发上几片枯草叶，脸上几道划破的血痕。哥哥喊她，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才微微地吐出一句：“妈妈……”。
这么一段经历，后来被李佩华等诬蔑为“装疯卖傻”，一次一次地要她在会上“说清楚”。
“调查”
三月三十日，一四四团党委派工作组到医院，专门调查“三．一七”事件。组长杨铭三是一四四团的副参谋长，主管医疗卫生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张国政曾几次同他大吵大闹过。这次他带领工作组到医院，一开始就陷入派性，偏袒李佩华、谢世平一方。因此，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越查越复杂。
四月六日，团长亲自到医院动员，号召开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调查“三．一七”事件的工作组改为领导运动的工作组。“三．一七”事件放在运动中一起搞。
运动中，李佩华、谢世平等又提出了许多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的疑点，扬铭三要蒋爱珍一个一个说清楚。几个月内，关于“三．一七”事件和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从医院各处到团部招待所等地方到处张贴。许多漫画污秽不堪。
对“三．一七”事件，医院很多人持否定或怀疑态度。工作组一来，这些人都成了保守派。全院因这个问题受到打击或歧视的共有三、四十人。
党支部根据最初掌握的材料，对“三．一七”事件倾向于否定。工作组把支委们看作“保张派”。运动中全体支委都靠边站。
文教干事苏天艳贴了一张《呼吁医院广大群众为受害知识青年蒋爱珍伸冤》的大标语，运动没有搞完，就被调离医院。医生牛素玲，仅仅听蒋爱珍诉说了一次冤情，安慰了她几句，被杨铭三一次一次追逼，不仅要她写书面检查，还叫她在全院大会上作检查。医院有个青年医生，同蒋爱珍谈过恋爱，一天，杨铭三走到他家，当着他爸爸的面警告说：“我以领导的名义、长辈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珍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谈了。”
蒋爱珍的行动受到监视，人们都不敢接近她。后来，她发觉自己的信也被李佩华等人拆看，感到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医院里再没有人敢出来为她说真话了。
绝望
工作组初进医院时，蒋爱珍满怀希望。她很早就去找杨铭三，想诉说三月十七日的事。不料，杨铭三冷冷地叫她回去，并说：“三月十七日的事，没有，要给你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
蒋爱珍虽然对杨铭三的话有气，但她坚信：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好问题。于是，她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工作组，等着杨铭三来找她谈话。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过去了。直到八月一日，杨铭三才找蒋爱珍。不过不是谈心，而是通知她第二天在群众代表会上“老实交代”三月十七日的事情。
八月五日，在全院群众大会上，工作组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其中对三月十七日的事情作了肯定性的介绍。蒋爱珍有气，找机会顶了杨铭三一句。杨铭三说：“你也要检查！就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失望了，八月六日晚上，去找团长诉说冤情。团长哼哼哈哈，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只是说：“你要相信组织。”蒋爱珍又找了石河子地区派往一四四团的工作团团长。工作团团长也是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来。蒋爱珍曾想到乌鲁木齐去告状，但是又想：自治区领导那么忙，不可能直接下来处理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到杨铭三他们的手里。她对“相信组织”这一条，终于绝望了。
党支部整党进行了一个月，在要不要再开蒋爱珍的会的问题上，工作组内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志主张不要开了，杨铭三和另一个工作组成员坚持要开。杨铭三还亲自通知本来不参加整党会的钟秋等三四个“有关”的人出席会议。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支部书记徐进义同志劝告杨铭三：“蒋爱珍的会不要开了，更不能让钟秋等人参加。这样搞下去越搞越乱，工作组会上当的。”杨铭三不听劝告，照样布置开会。
二十六日下午开会。蒋爱珍根据杨铭三出的题目，对“三．一七”事件、“装疯卖傻”、同张国政等上山打猎等问题说了一遍。李佩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装疯卖傻！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不跳水库？”最后，拿出一份他和谢世平署名的报告宣读，要求团党委对蒋爱珍作妇科检查（过去已向团党委交过一份）。读完，将报告交给了杨铭三。粟副院长在发言中说：“你害怕检查？真金不怕火烧嘛！”会上，好几个人对蒋爱珍说了一些下流的、侮辱性的话。钟秋还指手画脚地嘲笑、挖苦她。
在上一次“说清楚”会上，李佩华等也曾这样侮辱过蒋爱珍。那个下午，蒋爱珍头也没有抬，眼泪滴滴往下掉。这一次，她一反常态，一下午直直地坐着记笔记。听到荒诞、下流之处，还微微地现出蔑视的一笑。好多人为她这种反常的表情吃惊。杨铭三在会上表扬李佩华等发言积极，批评了不发言的人。最后说明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还没有完。
拚命
二十六日晚上，蒋爱珍在宿舍里写了一夜申诉信。二十七、二十八日晚上，又给工作组，父母兄嫂和好友写了好几封遗书。这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一个人在宿舍里，煤油灯通宵不灭。二十八日，民兵排长通知她参加第二天的打靶。晚上，她终于作出决定：“同他们拚了！拚一个算一个，拚两个赚一个……”她从箱底里翻出过去打猎、打靶留下的八颗子弹，又仔细拟定了要拚杀的对象。二十九日晨，她领到一支步枪，悄悄压上子弹。走到内科门口，对准李佩华说：“李医生！你不是要我死吗？叫你造谣！”一扣扳机，李佩华倒下。欲打另一个医生时，门被推上，未打成。她直奔外科走廊，见钟秋正跟人讲话，举枪便说：“叫你造谣！”话落枪响，将钟秋击倒。李佩华的爱人戴淑芝闻声出来问：“咋啦？”蒋爱珍说：“咋拉，叫你造谣！”又把戴淑芝打倒。她走出外科大门，撞见一个参与“抓鬼”的医生走来，举枪就打。这个医生慌忙奔逃，一弹未中。蒋直奔宿舍，欲找别的打击对象，被群众包围在球场上，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被逮捕了。
余事
蒋爱珍打死人以后，一四四团立即拘留张国政，说他是蒋爱珍杀人的指使者。关押九十二天后，又把他放了。一四四团领导认为，蒋爱珍杀人发生在运动中，应定为“反革命杀人”。对被杀的三个人，团党委决定追认为“烈士”。一个月以后。团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团领导亲自主持，命令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并送花圈。这些做法引起很多群众不满。至今，原一四四团团长仍然坚持：“三．一七”事件虽然可以否定，但蒋爱珍是“反革命杀人”，被杀者是“烈士”。
蒋爱珍原被判死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去复查，提出判蒋爱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党委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自治区党委根据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指示石河子地区党委慎重处理，同时做好下面的工作，统一认识。最近，石河子地区党委复议了这个案子，建议重定蒋爱珍为“死缓”，同意追究工作组长杨铭三的责任。但是，在办案人员一再提出要求处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把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也得到重用。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石河子地区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认为：
蒋爱珍杀人是在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下干出来的。对蒋爱珍必须依法制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仅此不能平民愤，必须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特别是杨铭三）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者，追究法律责任。这件事牵涉面广，应由公检法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同处理，防止片面作决定。这一案件在石河子地区震动很大，议论很多，可以开庭审判，可以让群众公议，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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