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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1000万至1200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
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国家强力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3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众说纷纭的问题。
在该书第22章，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后的结论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另外，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徐友渔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可信的数字。
美国明尼苏达诺曼学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下限》的演讲时指出，1960年前后，整个中国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千千万万个村庄，每天都有许多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灾、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
丁抒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来无需别人开会来讨论。… …
。可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直到现在还用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唬弄世人”，以至他们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破其谬误”。他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在《墓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
徐友渔对此反驳说：“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死200万人就天经地义？”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于1954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万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0万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之间。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发生。
易子而食 抢吃人肉
中国古籍记载“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并非个别现象。在河南信阳的一些乡镇，在甘肃通渭，杨继绳都听到当事人讲述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他还见到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在《墓碑》各章节里，有详尽记载。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及官方档案，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公共食堂 大吃大喝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 …
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墓碑”一书以大量事实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此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杨继绳说，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 …
蔽壑?B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仅余的口粮和种籽，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面临种种刑罚，甚至被活活打死。
乔培华根据中共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调查报告，记录了数十宗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来几例：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该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 …
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况，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脚踼、冻、饿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冻饿而死。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忍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万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他惩罚。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书作者根据资料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统一用粮，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中共… …
共领导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大惨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国地域辽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他年分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准大大高于中国。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有人曾辩解说，毛泽东在3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书引证官方出版物说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高，建议毛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度超过国宾馆。
十分人祸 无关天灾
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吴康民高度评价杨继绳及《墓碑》。说他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继杨继绳此前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涉及访问赵紫阳的敏感题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后，“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
吴康民指出，杨继绳的“墓碑”，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书中强调四点，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众，其实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300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1000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确纪录的已达3000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煮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蜂拥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人肉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的影响超过文革，其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8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称此书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书”。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
丁学良指出，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价极高。他也认为这是他20年来所读到的研究“大跃进”著述“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他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杨继绳表示，这本书题材沉重，估计出版后会让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历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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