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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在藏地本是理性与和平的群体。当他们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表达不满，如果当局能够虚心聆听，正面互动，对藏地的长远稳定肯定只有好处。然而当局内心深处把僧侣视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达赖扎根西藏的基础、西藏独立的土壤、闹事者和煽动者，总之都是负面的，因此一遇到僧侣挑战，就会条件反射式地做出粗暴举动。3.14拉萨街头出现的暴力事件，与此前连续几天军警殴打和平抗议的僧侣有直接关系。那几乎是一模一样重复1987年拉萨事件发生的起因，让人惊讶当局不汲取教训的颟顸。对藏人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与官僚对僧侣的蔑视与厌恶相反，僧侣在藏人心目中地位极高，既是藏传佛教的三宝之一，又是藏文化的传统知识分子，作为藏人精神世界的引导者和护佑者，受到藏人极大尊崇。因此藏人最不能容忍僧侣遭受虐待和羞辱。军警对僧侣的暴力行为会引发藏人骚乱几乎是必然的，只有被权力傲慢遮蔽了双眼的帝国官员才会看不到这种后果。
而当局并未反思，反而变本加厉。各地僧侣被当成主要打击对象；众多具有崇高地位的寺庙遭到军警侮辱性搜查；除了参与抗议的僧侣大批被抓，还有很多僧侣被限制行动自由；一些寺庙长期被关闭；外地户口的僧侣被驱赶；强令所有寺庙开展所谓“爱国主义教育”，逼迫僧侣们公开谴责达赖喇嘛。很多僧侣为了躲避这种人人过关离寺出走，有些寺庙竟走得几乎无人。如果说在这次西藏事件发生前，僧侣中还有不少是不问政治、一心修行的，不满只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未导致整体否定中国的统治，这次事件却使西藏僧侣集体地转向对西藏前途的政治思考，赞成西藏独立的比例大幅度增加。
中国当局把西藏僧侣整体地推到敌对位置，等于是给自己制造了最难摆平的对手。西藏传统民歌这样形容僧侣：“立起是一支香，倒下还是一支香，抓我的脑袋只有头发，摸我的屁股只有破布。”说的就是僧侣无家庭牵累，无后顾之忧，因此无所畏惧，敢于反抗和挑战。之所以西藏历次事件总是僧侣打头，这是重要原因。同时，以僧侣在西藏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以僧侣在西藏民间的广泛渗透，他们对中国统治的不满和西藏独立的诉求绝不会仅限于自身，而是一定会对藏人百姓产生广泛影响。
官僚集团的另一种行为——急于拿出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证据，为此大量抓捕藏人，使用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等，在这次西藏事件中也波及众多藏人及其家属，造成广泛的离心离德。在实施了众多迫害后，最终也没有拿出自圆其说的证据。媒体对达赖喇嘛的指控在藏人听来全是谎言，即使对未发生抗议的藏区，也使民众心生反感，造成扩大矛盾和制造仇恨的效果，反而会让更多的藏人考虑“分裂”是不是更好。当局进行的“反分裂”宣传等于在给分裂意识提供素材。藏语中的“西藏独立”——“博让赞”原本是多数藏族百姓不知道的词汇，也没有这个概念，但是经过长期的“反分裂教育”，这个词现在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博让赞”成了从僧侣到普通市民到农牧民甚至小学生都要喊的口号。
这就是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把藏人当成敌人，藏人最终会真成为敌人，处处防范藏人“分裂”，藏人最后就会真要分裂。对这次波及整个藏地的抗议运动的性质，观察者有不同解读。其中主要分歧在于，这究竟是要求西藏独立的政治运动，还是仅仅在表达对经济地位或官方政策的不满。让我来看，这次事件的过程不见得有明确的西藏独立诉求，而是诸多因素综合所致，包括发展造成的落差，经济层面的不满，移民问题，境外影响和“羊群效应”等，官方宣传的反向动员和镇压反弹更是起了推波助澜之效。然而这次事件的结果，却是让藏人普遍有了西藏独立的意识，形成广泛认同。因此，等到下一次再发生类似事件，西藏独立将会成为众多藏人的共同诉求，成为自觉的运动，并会在发展过程中作为主要的驱动力和思想指导。
4. 中西民间的交恶
中国民间与西方民间过去没有多少矛盾，中国人对西方人好感居多，对西方媒体也相对信任，即使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也只是针对西方政府。而西方人对中国人也无恶感，虽然西方社会与媒体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却是把中国民众当作专制政权的受害者。然而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双方民间却直接交锋并且对立起来。中国民众对西方媒体大加讨伐，对西方民众也恶言相向。这种态度转变，是中国官僚集团舆论战的成功。不过舆论战所依赖的条件——官方垄断信息，对于成功煽动中国人是必要条件，同时却是必然受到国际社会质疑的原因。
为了封锁信息，当局于3.14事件发生当天就在拉萨限制外国人行动自由，随之将所有外国人驱离西藏。此后各地藏区长期不许外国人进入，到处设卡检查。图像被视为最敏感资料，执行命令的军警大量侵犯人权，除了防止境外人得到图像，有的藏人仅因为用手机拍摄了照片就遭酷刑和长期关押；即使是汉人被发现在藏区拍摄了“敏感”图像也会受审问、没收设备或删除图像。严密的信息封锁使得西方媒体几乎拿不到第一手材料，只能利用间接消息进行报道。而间接消息容易出错，授人以柄，使得西方媒体在中国人心目中被普遍抹黑。中共宣传部门与西方媒体的多年斗争中第一次占据这种上风，十分得意。
然而这并不能让西方媒体服气。中国民众一面倒的谩骂、恫吓，加上中国政府对西方媒体的制裁与施压，只能把被称作“第四权力”的西方媒体整体地推到与中国长远为敌的位置。虽然中国人的敌意会使西方媒体报道时更加仔细，更多考证和平衡，然而也会使他们对中国的厌恶增加，不仅厌恶专制政权，也厌恶中国人表现出的狂热和暴戾。可以相信，今后只要有机会，类似这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联合围剿还会发生。而西方民众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被媒体主导。得罪了西方媒体，将其推到对立面的结果，最终势必转化成西方民众眼中的中国更加妖魔化。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的新闻封锁，西方公众即使无法从本国媒体得到第一手消息，也决不相信中国媒体，并且质疑中国官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所有言词。因为这对他们是简单常识——只有谎言才需要封锁信息。即使封锁能做到让人不知道谎言的具体内容，但是彻底的方法就是对封锁信息者所说的一切全部当作谎言。之所以西方民众对北京奥运火炬进行激烈抵制，也是因为缺乏其他渠道进行有效表达，借此发泄对中国当局封锁真相的愤怒。
中国官僚集团并不在意西方民间的看法。他们需要中国民众与西方社会的对立来证明自己得到民意支持，此后又利用奥运火炬在西方的遭遇进一步刺激中国民众对西方的敌意。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是极权主义的擅长。在面对宏大问题时，民众没有足够信息与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容易被煽动与操纵。中国民众虽然在多数问题上对政府并不认同，却接受了把国家统一当作基本价值观。对远离自身日常生活的西藏，多数中国人只能以简单的“分裂”与否进行判断。当官方媒体以一个声音指责西方敌视中国、偏袒“藏独”时，激发起中国人的敌意不难做到。此次西藏事件除了把汉藏关系变成种族对立，同时又把中国民间与西方民间推向形成两个对立阵营的发展轨道。
的确，中国民众这次对政府的支持前所未有。在互联网上，或是在国外街头，中国爱国者和西方人短兵相接。然而中国人不被允许看CNN，却狂热地反CNN；在自己国家没有示威自由，却在其他国家聚集起来再现文革场面（这些行动不乏中国官方支持和大使馆幕后组织），一方面会让西方人更强烈地在价值观上否定中国，另一方面也会刺激西方民众把中国视为具有强烈敌意、终有一天会威胁自己的整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分开，区别对待。
阵营敌对最无理性存身之地，双方都会采取简化的认同，如足球流氓那样聚在一起羞辱对方，不问理由，没有是非。一旦当西方民众和媒体认定中国人对西藏普遍存有殖民主义心态时，会使他们认定西藏必须从中国统治下解放，而不管中国政权性质将来发生什么变化。中国民主人士坚称中国民主后西藏就会自由的许诺不会得到信任，因为制度变化不等于民众心态会变化。这将大大增加未来中国处理西藏问题的难度。
今日中共不再是意识形态至上的革命党，而成了善于投机的实用主义利益集团。照理说从自身利益出发，它也应该避免与西方形成阵营对立。然而事情朝什么方向发展，往往取决于内在逻辑。专制体制的特点正是即使每个局部都以自我理性行动，全局结果却可能远离理性，而且也不符合全局的整体利益。这种局部理性合成全局非理性的“纳什均衡”，对事物走向往往更有决定性。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反分裂”官僚集团对自身而言的理性算计与趋利避害，合成了中国官方在此次西藏事件中的整体谬错。
二、 帝国政体的困局
1. 当“反分裂”成为饭碗
帝国政权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持帝国疆土的完整，所设立的“反分裂”部门因此地位显赫。曾担任过中共高官的西藏共产党创建人平措汪杰先生对这些部门与人员的描述是“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这是因为，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为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但不要民族问题最终解决，反而会有意强化冲突，渲染“分裂”危险，无限上纲，没事找事，小事搞成大事；或是为了显示政绩，强化对事态的处置，促使冲突扩大；或是为推托责任，拒不承认错误，用更大的错误掩盖较小的错误。对官方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不智，有人归于行事官员愚蠢。其实那不对，官员们都很聪明。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整体不利，照做不误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办好事情本身，而是为了自己从中得益。例如组织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搞“红海洋”的驻外官员，很多都在西方受教育，长期生活在国外，不会不了解那种场面一定让所在国民众和媒体反感，破坏中国的形象。但是他们的官运不取决于所在国的好恶，而是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和主管部门的满意。中国领导人在电视上看到西方国家布满中国国旗和爱国华人，感到脸上有光、心头解气时，那些驻外官员就有了增加升迁的可能。这才是他们的出发点。至于对国家造成的危害，那不会落到他们个人头上，也不由他们承担责任，因此无需他们操心。
前面说了涉藏官僚集团把事件起因推给“达赖集团”能让他们把责任推得最干净，然而至少对其中的公安、国安、武警等部门却不是这样，他们的职责本来就是防止“敌对势力”和“境外势力”破坏，竟然让“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如此得逞，责任本该最大，为什么会默认这种不利于本部门的说法呢？除了为利益共同体所进行的必要担待，由此还显示官僚集团高超的另一面。单纯推卸责任只是官僚的初级本能，更高手腕则是把危机变成捞好处的机会。那些情治和镇压部门不会由自己担待责任，而是会归咎于资源不够、经费欠缺、权力所受限制过多，政策过于温和等“外因”；当他们用强力把藏人的抗议血腥镇压下去，摇身变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同时再次证明了只有强硬镇压才是有效法宝；这时再反过来总结以往资源不够，权力所受限制多，政策过于温和的“教训”，要求权力高端给予更多资源和权力，实行加强他们地位的强硬政策。一般来讲，这种手腕一定得逞，因为只要利用信息不对称去渲染事件的暴烈、“分裂”的危险，可以轻易吓住帝国的权力高端。而对帝国当权者来说，为了保持帝国疆土完整是从来不计代价的。
可以预期，这次西藏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会打断中国政权走向开明化的进程，那些力图使中国摆脱警察国家的改革也可能夭折，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原本已经实行的缓和措施正在取消，软化的权力重新坚硬，并且再度集中。在“反分裂”和“反恐”名义下，中国民族地区的未来政局难免趋向法西斯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官僚集团吃“反分裂饭”的结果。
官僚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会追求自身利益，这并不奇怪。但是好的制度会把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合成好的机制，坏制度却会把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合成坏的结果。让聪明的官僚聪明地去做对政权和国家愚蠢的事，正是专制制度的弊端，也是专制终会垮于内部的原因。
2.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不过，人们免不了奇怪，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上级决定下级，虽然官僚追求自身利益或部门利益，但是高端当权者对下属部门不顾全局的行为，为何会听之任之，不进行干预和统筹领导呢？
这里不设想专制者昏聩的情况，虽然在专制历史上，被虚假信息包围的专制者落入昏聩远高于其保持明智的可能性。然而更能反映中国权力体系本质的，却是专制者即使明智，也无法扭转下属部门共谋形成的局面。这是因为，在专制体制中，专制者的决策只有通过官僚体系进行具体操作才能贯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专制权力对外虽可以绝对专制，对内却存在专制失效的可能。只有在不损害官僚集团利益的前提下，专制者才有对官僚集团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专制性，而只要损害官僚集团利益，官僚群体就会共谋合作，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专制者的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和落实，这时，专制权力的专制性就大打折扣。我把这种状况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会体现于制度和程序，只是以官场潜规则的方式发挥作用，是一种物竞天择演化形成的机制。官僚之间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得失极其敏感，精于谋利，容易形成共识，而且无需串联和组织，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就能默契地共谋，达成相互庇护，成本低，风险小。因此，专制者要想让自己权力得到贯彻，便需要顺应这种“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集团的利益，才能使官僚集团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不是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力图对官僚集团说一不二的专制者。那除了需要具有特殊权威，还必须使用极端手段——如启用野心勃勃的新人充当酷吏，对官僚集团进行清洗，以肉体消灭的恐怖进行慑服。然而那种手段只是见效一时，飞扬跋扈的酷吏几乎都无好下场。暴君终归要死，或是清醒过来就会明白，以利益收买而不是恐怖威慑更能换取官僚集团的效力。对于多数只求利益和权力的专制者，达成与官僚集团的分肥，自己清闲地坐车，让官僚们奋力地自觉拉车，岂不比与官僚集团南辕北辙地较劲要省心和实惠得多吗？
即使以毛泽东对中共官僚体系的权威，在他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他居住的北京发表一篇文章，可见官僚集团的能量有多大。毛最终采取的方式是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摧垮阻碍他意志实现的官僚集团。那种被命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史无前例和登峰造极的，最终却归于失败，原因就在于毛也离不开官僚集团。文化大革命可以摧毁旧的官僚集团，但仍然需要建立新的官僚集团来为他贯彻权力。而不管什么官僚集团，最终都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也就会起作用。毛泽东最终只能无奈地退到以“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恫吓，把他的文化大革命降低到酷吏来使用。
在文革中吃了大亏的官僚集团就此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决心不允许再出现专制领袖可以摧毁官僚集团的情况。毛后几十年中共推行“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等，说穿了就是在加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保护官僚集团不再受领袖伤害。而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权力下放，本质也是让官僚集团分掌更多权力。至今，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约机制，官僚集团也有了相当充分的能力，既不允许再出现酷吏式的党内清洗，也不允许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类群众运动，甚至不再允许党内出现可能导致分裂的路线斗争。今天，中共党内的高层权斗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一定程序化，其深层原因，就是这种“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在起作用。
这是一种本质性的转变。在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以诉诸路线斗争进行的高层争权中，官僚们只能处于被动状态，选择跟随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然后随代表人物的沉浮而沉浮。而当维护执政和获得利益成为中共的主要目标时，执政的具体操作者和利益的主要承载者——官僚集团就变成了党的主体。失去了意识形态背景的党内斗争变得名不正言不顺，从而不再有合法舞台。随着“官僚集团的民主性”进一步加强，不利于集团整体的党内斗争将在相当程度上被联合起来的官僚所遏制。这时的中共将变得比以往更少分裂，更为务实。高端当权者不再是以往那种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变成了官僚集团利益的协调人与代言人。这时的高端当权者只有通过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交换官僚集团的支持，坐稳自己位置。
官僚集团熟悉政权机器，善于经营，一旦建立了制约高端当权者的机制，便一定会将其尽运用到极致。他们可以在无形中决定高端权位的起伏、人事更替、政策导向等。而只要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就不会仅限于避免发生党内清洗或文革，而是扩展到避免对自身的任何不利，以及尽可能地用于为自身谋取更多利益。因此，把所谓的“党内民主”看做是中国民主的步骤，完全是看走了眼。“党内民主”只是古已有之的“官僚集团民主性”的别称，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毫无关系。
3. 西藏问题何以无解
明白了“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及其在中共党内的作用，就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西藏政策为何不会改观。它牵扯十三个省部级以上的涉藏部门，或者说二十四个省部级以上的“反分裂”部门。了解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采取“瞒上欺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拖字定乾坤”等手段，哪怕只有一个省部级单位不执行中央决策，中央无可奈何的情况都不鲜见，何况二十四个部门结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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