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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今日中共领导人的权威性无法相比，既缺少资历和功绩，也没有卡里斯玛人格（依靠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吸引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皆为官僚出身，在官僚体系浸淫多年，熟知官场规则，从逆向淘汰的官僚阶梯循序爬到高位，何尝不知道官僚集团的手段厉害？他们是否想走不同路线且不论，即使想，很可能也得知难而退。他们本质上不是领袖，只是到达了顶峰的官僚，几乎不会有超越性，全部目标就是掌权，不越雷池一步。因此，在毛、邓那类独裁者身上可能发生的决断与自我转变，对他们难以指望。这次西藏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看不到中共高端的动作，全凭“反分裂”部门自行处理，成为此次事件的特殊之处。二十四个“反分裂”部门涵盖权力的各个方面，印把子、枪杆子、笔杆子一应俱全，相互构成决策、执行和协作的完整链条，即使没有高端领导人主持，也能自我协调，自行运转。
除此之外，今日中共还落进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从革命党蜕变成权力集团，作为权力核心的主权以及维护主权的民族主义成为唯一具有实质性的意识形态，举国体制进行的灌输与不厌其烦的改写历史，使中国人普遍确信当年中国以帝国方式占领的领土“自古属于中国”。 这种状况使得“反分裂”官僚们占据了“政治正确”的位置，拥有民意支持，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反分裂”既可以被他们当作盾牌，又可以被他们当作武器——无人敢对他们表示异议，他们却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二十四个“反分裂”部门的联盟，加上占据了唯一具有实质性的意识形态高地，使他们能量十分巨大，甚至有能力启动“党内民主程序”进行政变，以捍卫国家主权不力的名义罢免跟他们不一致的高端领导人，而且很容易赢得党内党外的民意支持。因此，把权力视为一切的中共领导人在这种威胁面前，为了不被政敌抓住把柄，避免民众舆论的攻击，总是会宁左勿右，而不会采纳可能使自己地位受威胁的新思维。即使他们心里清楚如此下去会有更大危机，能做的也只是把危机发生时间尽可能后推。中共领导人从终生制改为轮流坐庄制，表面是一种进步，实际却导致在台上者宁愿“击鼓传花”，只保自己任内平安无事。至于把危机推到后任爆发，那就与己无关了。
因此，国际社会敦促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希望绕过中间层次直接与中共领袖交流，藏人精英给中共高层写信恳劝，在我看都是没有认清真正的决定因素。西藏问题如何解决，并非中共高端可以独断。虽然在特殊情况下，中共高端可能对西藏问题进行某些特殊处置，但那只会停留在策略层面，不会触动实质。知道了“反分裂”势力在中国权力结构中占有多么重要和广泛的位置，就可以清楚，指望靠中共领袖个人（即使是再开明的领袖）解决西藏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 西藏如何走向独立
1. 流血与独立
“反分裂”官僚集团堵塞了在中国内部解决西藏问题的出路，持续产生的矛盾只能不断积累和发酵，最终把西藏推到争取独立的方向。不过，很多人会认为西藏与中国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即使西藏全民族都为独立而战，也不可能达到目标。如果孤立地看西藏和中国，并且静止在目前的力量对比上，的确是这样。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西藏和中国都要很大程度受国际影响，中国的强大也非永远不变。近年独立的东帝汶和科索沃在力量对比上都处于相当弱势，却都实现了独立目标。与他们相比，西藏独立的可能性不会更小。
东帝汶和科索沃之所以能够实现独立，决定因素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支持。之所以两地独立得到这种支持，很大原因在于两地人民遭受的人道灾难（至少桌面上的理由如此）。在人权高于主权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时，种族矛盾导致的仇杀会成为民族独立被认可的主要根据。西方社会早就认为西藏发生过大规模人道灾难——藏人非正常死亡人数被认为接近百万，西藏寺庙曾遭尽数摧毁……在这种基础上，未来西藏发生的人道灾难即使没有东帝汶、科索沃那样惨烈，也足够让西方支持西藏独立。
西藏未来会不会再发生人道灾难？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次西藏事件被镇压下去，却不等于就此了结，反而成为下一次更大爆发的起因。如同这次事件比一九八零年代的拉萨事件规模更大，下次爆发会比这次规模还大。这并非是无根据的猜测，我甚至能预言下次爆发：把其他可能的爆发撇开，至少在达赖喇嘛去世时，如果西藏问题仍未进展，达赖喇嘛也没能回到西藏，大爆发是一定躲不过去的，境内藏人会全面起事。中国镇压机器根本无法防范，因为信息时代已无法封锁达赖喇嘛去世的消息，而藏人起事也无需其他串联，消息本身就足以让各地藏人不约而同揭竿而起。
领袖去世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中国有过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导致的四五运动，有过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导致的六四事件，其震荡都导致中国历史发生改变。设想达赖喇嘛去世引发西藏大动荡决不是危言耸听。稍微了解西藏就会知道，达赖喇嘛的命运是每个藏人心头的伤口。作为西藏宗教至高无上的领袖，活在现实的菩萨，达赖喇嘛放弃了西藏独立，只求以高度自治保存西藏文化和宗教，如此谦卑换得的却是羞辱，至死不能回到家乡，不能和终生等待他的人民与信徒见面，就此永别，这种痛是无可比拟的。达赖喇嘛在世时，不论有什么挫折，藏人总还有希望，一旦他去世，希望变成绝望，仇恨压过恐惧，爆发一定非常激烈，“西藏独立”也将从目前的口号成为切实的运动。
当然，仅靠示威不能实现西藏独立，毕竟中国军警总数接近藏人的总人口，而且是以毁灭性武器对付赤手空拳。但是悲愤的藏人绝非轻易可以镇压。所谓“一人拼命，十人难敌；万人必死，横行天下”，何况藏人有六百万。那时中国当局将不得不再次乞灵于种族主义（信仰崩溃的中国再无其他意识形态），煽动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军警大开杀戒，同时鼓惑中国民众支持“反分裂”的屠杀。
很多藏人会在那个过程失去生命，但是民族独立之路往往正是鲜血冲刷出来的。镇压不一定会使藏人退缩，他们甚至可能主动迎接暴力。一方面西藏传统宗教的苦行观念会提供这种动力，一方面非暴力抗争也有这种内涵。流亡藏人居住的印度是非暴力抗争的发源地。被誉为圣贤的甘地正是号召他的追随者要“学习死亡的艺术”。按照一些分析者的解读，甘地主张的并非是对施加于己的暴力不反抗的“消极非暴力”，而是要去主动挑起对方的暴力施加于己，才能“通过自己承受苦难达到改革的目的”（甘地）。对持有这种理念的西藏独立者而言，中国对藏人的屠杀正是能够获得国际社会支持西藏独立的历史机会，因此不是要力图避免，反而应该有意加以运用，甚至会期望中国的屠杀够得上种族清洗的规模，才会调动起国际社会最大的同情与支持。从西藏独立者角度，这并非是无视藏人的生命，而是在实践甘地所述的非暴力抗争之核心——“把生命奉献给自己认为是正当的事情”。 藏人的血流得越多，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就会越强。由此来看，中国的武力镇压不但将是失效的，而且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在帮助西藏实现独立。
发生种族流血冲突和出现种族清洗的灾难，是种族间无法共存的证明，是促使国际社会出面对受迫害民族进行庇护，继而支持受迫害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主要理由。而按照中国“反分裂”官僚集团推动的逻辑发展下去，未来西藏难以避免发生这种灾难。那时，西藏实现独立所差的就只剩最后两项条件，一是西方国家出面推动西藏独立，并且承认西藏的国家地位；二是中国自身陷入动荡，不再有对抗西方和镇压西藏的能力。
2. 西藏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至今，西方政府对中国继承帝国遗产并未表达异议，也没有公开支持西藏独立。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主要是西方民众与媒体。西方社会是多元的，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争议，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却是空前一致。对中国人来讲，这可以算一种奇观——很多西方媒体完全不了解西藏，却总是黑白分明地下结论；更多的西方人完全没见过西藏，却要充当西藏的代言人和捍卫者。中国人的质问是：即使中国继承了帝国遗产，曾经欺侮过中国的西方列国继承的帝国遗产更多，甚至今日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当年西方殖民者的后裔所建，西方人有什么资格在西藏问题上装成正义化身指责中国呢？
时间是一种解释。殖民时代已经过去，西方当年的错误不能作为中国今天的理由。的确，时间需要成为一个因素，否则任何根据都会在无限追溯中无从立身。中国和西方几乎在每一步上都有时间错位：中华帝国腐朽的年代，正是西方列强最为凶悍之时；西方殖民行为获得合法性，主要靠有效统治，中华帝国时间虽长，却只求万方来朝的心理满足，放任“诸藩”自成一体；当与西方的相遇使中国明白“朝贡体系”只是虚荣，必须实现有效统治才能符合主权体系，保住疆土，一连串的国难和战争又阻碍了这种进程；而当世界进入非殖民化时代，民族独立建国成为主流，西方国家纷纷从殖民地撤出时，中国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军西藏，导致达赖喇嘛带领数万藏民流亡他国；随后当民主、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在西方成为文明进步的原则时，中国却在西藏开展了砸毁寺庙、禁绝宗教的文化革命；今天，当人权高于主权在西方世界成为普世价值观，中国仍然以主权为至高无上，为此肆无忌惮地侵害人权。
不难理解，首先是这种时间错位，使得每一步都与潮流相逆的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饱受西方指责。不过中国人仍然可以反问，凭什么由西方确定时间标准？凭什么要把西方当作原点判断中国的错位？即使从中共执政算起，至今中国已有效统治西藏半个多世纪。而今天西方的法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等都存在民族问题，为什么只有中国的西藏问题被指责？
这就涉及到西方与中国的另一个不同——西方国家是用民主方式赋予了保留帝国遗产的合法性。如科西嘉岛百分之八十居民表决留在法国，比法国本土居民希望保留科西嘉岛的比例还高百分之二十（不少法国人认为科西嘉岛是负担，不如让它独立）；而英国当年允许北爱尔兰自主决定去留，结果是多数北爱尔兰人选择留在英国。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都是经过民众公决否定了独立。因此，那里的民族问题只是少数人进行独立活动。然而对西藏却不能这样说，因为至少中国从未给过西藏人民选择的机会。
今日，在摒弃了殖民主义的西方社会，自由、人权、反殖民成为社会共识，而民主制度则使西方民众对中国拥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普通的西方人不像政客或商人受到中国的利益或政治制约，他们判断远离日常生活的西藏问题，主要是用价值标准。西藏在他们眼中一直是被中国占领的独立国家，而西藏问题几乎能综合所有西方与中国的价值分歧，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炮轰中国的最好靶子。不管中国人对此如何不解与愤怒，这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
对此，西方媒体起的作用也很大。一方面，市场化的媒体必须跟随大众感情在西藏问题上追随大众一面倒毫不奇怪。另一方面，当大众与媒体高度一致地相互作用时，会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性质，我称为“广场效应”。 如同希腊城邦在广场上进行的民主，竞争者把煽起群众狂热视为成功，群众则以鼓掌或喝倒彩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那样，今天的公众被媒体和当代通讯技术联系在一起，等于制造了一个可以无限放大的广场。媒体与大众的相互激励，汇聚出比古代广场大得多的群众效果，且导致情绪在整个社会快速地传染。
大规模人群彼此无法充分沟通，也无法进行深入思考，只能用简单概念获取共识，以明确结论断定是非。西藏独立在西方本来就有很强的民意支持，这次西藏事件中形成的中西阵营对立，中国民众的反西方姿态和对西方媒体的围攻，进一步加强了西方社会在西藏问题上的“广场效应”。 市场竞争促使西方媒体紧盯大众关注热点，因此今后会始终把西藏当作对象，不懈地捕捉任何蛛丝马迹，特别是藏人的抗争和中国的镇压，并且把所有的迫害和流血都以放大方式展示给西方民众。那种效果反过来又会给“广场效应”不断加码，促使西方民意更加支持西藏争取独立。在当今世界所有民族问题中，最能得到西方社会支持的就是西藏。可以说，西藏自由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政治正确，同时也成为各种势力争抢和利用的制高点。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如果与中国对立的仅是西方民众与媒体，只在乎权势的中国当局尽可以当作“杂音”不予理会。然而中国当局所在乎的西方当权者，却是要靠民众的选票才能上台。他们只要追求选票，首先就得追随民意，因此最终一定会被民间的“广场效应”裹挟。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状态，本质上是不可更改的。面对西方，中国政府无法要求西方公众改变态度，也无法要求西方媒体转移立场，那只能得到反感和反弹，自取其辱。中国政府能做的，顶多是用贸易大单引诱或威胁西方政府，迫使西方政客们接受中国的立场。但是即使西方政客一时顺从中国，却不能像中国政府那样管束本国民众与媒体。相反，他们归根结底要被本国民众和媒体所决定，一俟时机成熟，就会争相站到支持西藏独立一边。
虽然今天没有哪个政府承认西藏独立，然而政府态度从来是可以变化的。民间“广场效应”的推动只是因素之一，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还会有另一面考量。六四时西方国家虽有过对中国的联合制裁，但那时针对的只是中国政府，对中国民众的民主追求却抱有希望。随后的苏东变化给了西方信心和耐心。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更使西方相信中国会随着经济变化出现政治变化。然而这次西藏事件证实了这种希望的虚幻。中国没有随资本主义进程融入西方阵营，反而随经济崛起有了更多威胁性；中国当局这次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极力显示强大、强硬、以及操控民众的一面；中国民众（至少是西方眼中看到的）并没有成为民主力量，反而是和专制政府结成了同盟，对内欺压弱小民族，对外敌视民主社会。这样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新法西斯帝国的形态，令西方政治家感到惊恐，未来若任凭中国崛起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威胁世界和平？
在民主、自由、和平等表面文章之下，西方对中国的不满还与切身利益有关。譬如中国以低人权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吸引国际资本，制造出大量廉价产品冲击国际市场，损害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得以形成的劳资关系、福利制度和市场秩序；中国经济对资源的巨大饥渴给全球生态危机雪上加霜；中国日益活跃地参与争抢资源的行列，在全球与西方进行角逐，加剧了资源紧缺，导致价格飞涨；此外，更深层还有不会摆上桌面却绝非不重要的担忧——假如中国达到与西方相近的消费水平，濒于生态极限的世界会不会因此崩溃？西方政治制度决定了无法以降低本国消费解决生态极限的危机，只能去抑制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种人口大国——的消费提升。这其中当然存在显而易见的霸权主义和不平等人权，却不是没有可能成为西方政府制定中国政策的潜在依据。
为了上述桌面上和桌面下的考量，削弱中国、抑制中国继续发展也许有一天会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愿景。而达到这个目的，肢解中国，让中国陷于肢解后的内部冲突和相互牵制不能自拔，也让中国丧失支撑崛起的资源与空间，是釜底抽薪的方式。只要找得到名正言顺的口实，也许就会成为西方国家乐于接受的集体安排。而什么口实会比以反帝反殖民名义促成西藏独立更为名正言顺呢？西藏独立会连锁地带动新疆甚至更多中国民族地区独立。要知道，仅西藏和新疆两地，就将使中国失去百分之四十领土，也会把中国更远地隔离在欧亚大陆一隅。这种对中国的肢解不但不会遭受谴责，还会戴上解放者的桂冠。因此，目前看似小心翼翼不忤逆中国的西方各国政府，只要历史发展提供最后一个条件——中国陷入内乱，就可能在很短时间转移到支持西藏独立的轨道上。
4. 中国难以避免陷入内乱
那么，今日看似日益强大、不断崛起的中国，会不会有陷入内乱的一天呢？一种对目前中国状况的评价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也从来没有过这么糟。不过多数人看到的中国仅是从未有过的好，没有看到从未有过的糟。而被看到的好和看不到的糟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很可能在人们毫无意识之时，从未有过的糟就会突然浮出水面，在措手不及中酿成大祸。此次西藏事件的爆发，原因之一正是在于以往只看到了“好”。
其实，今日中国的好，说穿了只是经济发展速度快。且不说这种发展速度快的代价须在明日加倍偿还，仅以常识也可知世上没有任何经济能够永远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埋伏种种隐患，面对重重困境，危机迟早会不期而至。那时，原本被经济高速发展掩盖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必将随之而来。三重危机叠加，政权垮台、管治真空和社会动乱等一系列后果都可能出现。
眼下，因为看不到挑战中共政权的力量，人们往往以为中共就会一直统治下去。然而大变化不是一定非得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细微的积累同样可以导致崩溃结果。有一种研究让沙子一粒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沙堆，同时精确地计算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达到“临界”后，沙堆就具有了“一体性”。那时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通过沙堆的“一体性”贯穿沙堆整体，将新落沙粒的碰撞传给所有沙粒。沙堆结构将随每粒沙的落下逐渐变得脆弱。说不定哪一粒落下的沙（注意：只是一粒沙），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亡的。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那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超过临界状态，马蹄钉断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中国也如同一个沙堆，各种变化和冲击不断落在上面，积累的结果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状态。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为“不稳定因素”时，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是无法防止垮台的，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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