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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桥
历史不能改写，可以假设。
毛泽东也说“假”话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在文章里，毛泽东写到，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当时没有告诉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和共产党掌权的中国人民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之后，所有驻华使节，包括苏联大使，都跟国民党政府南下去了广州，只有司徒雷登还执意留在南京，并试图去北京与毛泽东见面。
假如当年司徒雷登去了北京，中国政府会不会“一边倒”死心塌地跟上莫斯科并被卷入朝鲜战争，我们不得而知。
司徒雷登的遗愿
毛泽东在向司徒雷登告别的文章中还写道，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毛泽东没有告诉迷信他的读者的是，司徒雷登并不是“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
司徒雷登是真的爱中国。1949年回到美国之后，他被当时在麦卡锡反共运动笼罩下的美国国务院勒令不能讲话，不能参加任何正式活动。心情抑郁的他在照顾他的傅泾波家里不幸中风，从此靠这个中国家庭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度过余生。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去世，留下的遗嘱是希望自己能够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他在1926年去世的夫人就葬在那里。
司徒雷登1919年创办燕京大学，并从1919年到1946年出任该校的教务长，新中国许多栋梁人才都出自这个学校。
但是，毛泽东他老人家说了话，中国自然没有人敢去给司徒雷登平反。如果说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了不到10年，中国的“麦卡锡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从来没有停歇过。
即使在中美建交近30年的今天，司徒雷登还是不能被葬在当年的燕京，今天的北大。2006年，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听说了司徒雷登的遗愿，经过多方斡旋，终于在11月17日把司徒雷登的骨灰下葬到了杭州。
司徒先生，这个曾经一口杭州话、回到美国被同学嘲笑、自诩中国人成分多于美国人成分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杰出的文化特使、天才的教育工作者、蹩脚的外交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美友好和交恶的见证人，终于魂归西子湖畔。
用王学进的话说，“此次杭州市政府用隆重周到的礼节完成司徒雷登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不仅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圆了先生魂归中国的遗愿，也极大地修正了先生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完成了驱魅的任务，这对于加深中美友好以及廓清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群白发苍苍的老燕京人参加了司徒雷登的骨灰下葬仪式。
他们未经官方许可，在下葬仪式开始后用自己带的光盘设备播放了“AmazingGrace”和“美国国歌”。也许，司徒老人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也许刚刚换了校长的北大会重温燕京之父当年的训导，“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假如没有习近平的努力，司徒先生的骨灰可以远渡太平洋回到杭州吗？
别不了，司徒雷登代表的价值
司徒雷登不是白求恩，但的确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所代表的价值观也许是我们中国人需要拥抱的价值。
不过，在2008年的中国，毛泽东的“阳光”还普照着，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他的“英明”还滋润着许多中国的学者和精英，与毛泽东当年讽刺、挖苦和攻击司徒雷登的经典异曲同工的文章还层出不穷，仅仅最近几个月就有陈奎元的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冯虞章的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徐天亮的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求是的三权分立是不可能普世的和李必胜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
但是，无论怎么说世界上的任何价值都有阶级性的，不管如何指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每时每刻都在策划颠覆中国，瓦解中国，灭亡中国，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胡锦涛2006年4月22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有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中美两国都拥有辽阔的国土，都是多个民族并存，多种文化融合的国家，都生活着勤劳智慧的人民，中美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而存在着差异，在有利我们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中美加强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
“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的多彩画卷，世界是一幅丰富多彩的殿堂。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对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人文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各种偏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胡锦涛的话其实是对司徒雷登的精神的最好的总结。
司徒雷登1876年在杭州出生；1919年创办燕京大学；抗战期间被日军囚禁；1946年出任中国大使；1949年返回美国；1962年病故；2008年又“重返”中国。
132年，中国从弱到强，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每一步都受到国内和国外势力的干扰、左右和影响，每一步，无论是向前还是退后，其实都在朝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目标艰难地迈进。
司徒雷登死后46年才能返回自己深深爱着的土地。
中国的改革也就要过30岁的生日了。
中国的更进一步的改革也许不会再需要太长的时间。
假如1978年年末没有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举手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历史最为波澜壮阔的、不流血的、非暴力的变革就不会启动。
我们对美国的认识还会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
我们自己的心态也会如毛泽东当年的描绘，“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国的知识精英也还会背着他们可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包袱，“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中国人民“先进”不起来，司徒雷登也回不了中国。
改革走到今天，中国已经不能、也不会“别了，司徒雷登”。
别不了，司徒雷登。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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