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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我研究中国告密有十年，写作《中国告密史》也已很多年，第一卷正在写作中。《中国告密史》将会是我一生用力耗时最多的著作，是一个多卷本。因为这不仅涉及到要熟读二十四史及各种中国野史笔记，同时还要读东西方法律、伦理、哲学、心理学等著述，所以费时耗神将是必然的。再者，由于我的研究完全是业余的，得在养家活口之余来做，这也是客观上用时较多的原因，因为没有相对完整的时间来做。但告密是我特别关注且有兴趣的话题，用廖胡子亦武的话说这叫研究“发人阴私”的文化吧，我会加快这方面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希望能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之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现在收集诸种有关告密的第一手资料已有不少，包括古今中外的。外国的告密资料主要是用作研究中国告密史的参考资料，同时也对比他国是怎么处理告密的，对我们反省自己的告密历史有一定的好处，将来或许会在《中国告密史》多卷本做一章“中外告密之比较”的附录。不出我所的阅读经验和史料预判所料，四九年后的告密是中国历史的高发期，其增加速度是空前的，其涉及的面之广，波及之深，人数之众，几乎无一漏网之阶层。前年文革四十周年的时候，《今天》杂志出了一期文革研究专号，我用第一手告密原始资料（58页），写了篇万字长文《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朋友们也多有夸奖，其实这只是我对众多四九年后告密个案的研究之始。我也许会在写《中国告密史》之间隙写一本《文革告密运动》或者叫做《“新中国”告密运动》的书，来进行细致缜密的学术研究。比如文革岂止是小老百姓互相之间告密，很多高级干部子女也告发自己的父亲，这也是可以做非常好的专题研究的。顺带说一句，四九年后的许多研究还未开始，但在已开始的领域，各种重复之多，也是令人尴尬之事。一方面学术研究应该避免重复，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应该独辟蹊径，才能有真正的创获。要做真正的当代中国研究颇不易，但就是在这样不易的情况下，重复之作亦复不少。
四九年后对中国的历史、制度、文化诸方面的破坏乃至毁灭，绝对是空前的。别的且不说，单是以前亲亲相隐制度的沿用，也被视全民为嫌疑犯，到处草木皆兵的政权所破坏，因此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父子相告、同事攻讦、亲友互拱，告密的大网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几无一让人倾诉真心话的空隙。生活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之下，对人的伤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法律当中的包庇罪，以及规定所有人不分亲疏皆须作证乃至告发的义务，让中国民众心惊肉跳，不得安宁，极大地破坏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信任土壤。这种破坏，至今由于制度的缺失，尚未恢复过来，这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伤害，你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份的。
四九年后的法律客观上鼓励告密，但中共高层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做了不少鼓励。一场革命或者一个革命家，连自己的亲友都保护不了，甚至要告发他们，这样的革命和革命家还值得自豪吗？这样的革命家在我看来连做一个普通人的底线都没有，因此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可怕的职业革命家》，其中谈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其文献来源皆有案可稽。毛泽东的革命生涯里充满许多次告密经历（当然是别人向其告发，这些都可以从各种材料里稽查到），他本人受惠于告密甚多，因此说他对告密比较有心得，不是诬枉不实之辞。
下面这封信，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他对告密态度的公开样本。戴毓本作为杨开慧的同学，新朝得鼎，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以写信给毛泽东“解告”，希求得到毛泽东的指点。毛泽东果然给她以指点，一是“争取光明的前途”，二是对于她的丈夫“似可不必再有检举”。“争取光明的前途”，我们暂且按下不表，且说对丈夫“似可不必再有检举”一项。这说明四九年后亲人互检是一种常态，也得到公开的指引与号召。毛泽东这句话可堪玩味，一来他绝不反对告密；二来他只是劝戴似可不必，并没有说你一定不要再告密，且表明戴告发丈夫至少是一次以上，否则不会有“再”；三来，“似可不必”，也就是允许有后续手段，并没有堵死你以后还告其他之密；四来，戴的丈夫已经“虎落平阳”，只是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参事是四九年后的低等闲职（主要由稍有影响的旧军官和旧职员组成），无实际作用，其实际的政治待遇甚至连文史馆所养之遗贤都不如。毛泽东这封与告密有关的信，选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23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大家可自行体会，因此我连注释一并抄录如下：
毓本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甚为感谢，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复，幸谅。希望你继续努力工作，争取光明的前途。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
以习梅现在所处地位，似可不必再有检举。
注释：
[1]：戴毓本，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同学，曾在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是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医生。
[2]：习梅，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当时任湖南参事室参事。
2008年11月28日8：50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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