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吴国光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吴国光，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 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从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

【吴国光】我这个论文两万多字，想二十五分钟之内结束是蛮困难的。我争取做到。我这有个副题，就是「三论改革的终结」。那个正题叫「从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我先讲「改革的终结」，会分五个层次来讲。最后给一个结论，归到这个正题上来。

第一个层次,为什么说改革已经终结？

二零零二年的六月，我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结续」这篇文章，应该是比较早提出来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这个观点的。当 时，我从八个方面论证了改革为什么终结了。这里我不想重复这八个方面。我现在想提出四个新的论据来证明，中国改革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后期就大体结束了。我们 知道，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转轨，在我看来，分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市场化，主要是以价格改革为代表。
一九七九年的时候，中国百分之九十七的産品，它的价格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只有百分之三的産品是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的。那么，到了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 正好来了个颠倒，就是百分之九十七的産品是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的。剩下的百分之三，是由国家计划来决定价格的。这百分之三，从一九九四年到现在，没有再改 变，一直都是由国家来决定价格的。所以说，价格改革在九十年代的中期就结束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经济已经全部实现了市场化。比如金融体系，就还没有实现 市场化。我们看到，在那以后，大家不断的说，中国会进行金融的市场化，但是迄今并没有进行这个改革。所以说，到九十年中期，市场化的改革已经结束。

第二就是私有化，也就是所有权的改革。
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末期，也就是改革开始的时候，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在工业企业当中占到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的中期，这个比重下降 到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从九十年代的中期开始，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就是三分天下了：公有三分之一，私有三分之一，合资和外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从那时到现 在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进一步，如同很多人所希望的，还可以有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这样一种改革。但是，从最近刚刚推出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内容来看，没 有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讨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应该讨论一下。就是说，所有权也没有再发生进一步的改变，所有权 的改革到一九九零年的中期也结束了。

第三个方面，就是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
我把它概括为分权化或者说权力下放，就是经济管理的许可权从中央往地方下放，同时也从政府向企业下放。从中央到地方下放的这一方面，就是刚才何清涟教授讲 的了，到一九九四年实行「分税制」就结束了。「分税制」这个东西，你把它解读为重新集权也好，解读为把以前的分权措施制度化也好，总而言之都是没有再进一 步的分权改革。至于政府向企业的权力下放，在九十年代中期推行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化」之后，这个改革也结束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二零零二年说中国改革终结。因为在那个时候，第四个方面的指标终于来了。这第四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或者叫做经济的「国际化」和「全 球化」。那么，中国在二零零一年的十二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标志着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式地融合了，所以这个改革也结束了。就是在这 个事情六个月之后，我宣布了改革死亡。这个结论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当然有一个过程啦。

第二个层次，在二零零一年年底，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结束，那么改革结束之后，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中国官方还在不断的宣称，说还在进行改革，这是对改革「秘不发丧」。改革死了已经六年了，尸体都烂了，他说还没死，还在进行着呢。那么，为什么『秘不发 丧』呢？这个也许要写『四论改革的终结』来讨论。这里想讨论的事，中国改革终结之后，在进行什么东西呢？有人说，经济改革完了以后，在进行社会改革。经济 改革三十年，社会改革三十年，再过三十年，你等着吧，中国政治改革就开始了。那么我的看法呢，认为在过去的这个六、七年当中，中共没有进行社会改革。

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它放到三十年前农村改革的背景下来做一个对比。我从两个层面来论证。第一个层面就是内容和成效，我们知道，在农村改革的时候，一九七 九年，全国九亿农民，有百分之一的农户，是参加了「包産到户」的，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是「人民公社制」。整整五年之后，一九八四年年底，百分之九十九的农 户，实行了「包産到户」，只有百分之一还在人民公社里头。到了一九八五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这百分之一也没有了。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全中国九亿农民彻 底实行了这样一个经济体制上的大转轨，从人民公社制转向「包産到户」。而现在呢，胡、温上台已经六、七年了，这个所谓「社会改革」进行了什么东西呢？有什 么成效呢？比如说医疗问题。现在看病，在中国，和六年前相比，容易了吗？我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也不敢说情况在恶化，但是我敢说没有明显的改善。从 内容和成效来说，如果说过去六年是中国的社会改革的时代，那恐怕只能说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失败的时代，而不是中国社会改革进行的时代。

第二个对比是从阻力和进程来看。有人说，这个「社会改革」一定是阻力很大的。那当然是阻力很大。我们看三十年前的「农村改革」，阻力更大。当时基层干部抱 怨说：「辛辛苦苦多少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满嘛！当时『人民日报』头版登文章，讨论这个「独木桥」和「阳关道」，就是说人民公社是「阳关道」，「包産 到户」是「独木桥」。那现在呢，我感觉不到有这么大的阻力。中国社会要改革看病的问题、要改革教育的问题、要改革收入分配的问题，难道大家都在说『这怎么 能改啊』？我没有看到这个阻力。再说，即使有阻力，那么改革就是克服阻力。你克服不了阻力的话，你有什么资格讲改革呢？你说，我讲了要改，但是阻力在那 里，我改不下去。那你这只是讲了改革，并没有实行改革。在这个层面呢，我的结论是，中国现在不是社会改革的年代，而是社会危机的年代。

第三个层面，为什么有社会危机？

刚才何清涟也问了这个问题。她问道，经过了改革，中国取得了经济的繁荣，现在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自由，那为什么甚么还有社会危机呢？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这 也要回头看一下改革是怎么进行的。改革是怎么进行的？单从经济转型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很简单，是连续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连续的过 程。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这个我在二零零四年，也是六月份，曾经提出了「两次改革论」。这个「两次改革论」就是说，一九八九 年以前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叫做「八十年代改革」，或者叫做「后毛改革」；一九九零年代，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可以叫做「九零年代改革」，或者叫做 「天安门之后的改革」。那么这两个改革呢，我当时在文章里也从六个方面讲了它们的不同。这个就不去展开了。

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单看经济方面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就是说这两次改革的性质都是从国家计划转向市场经济转轨；单看政治呢，也没有改变，都是在共产党 一党专制的框架下进行市场化。但是，如果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看，这就叫政治经济学了，这两次改革就有很大的改变。改变在哪里呢？那就是，前十年的改革， 是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民间的自由，不断的在冲动，试图改变这个压迫性的政治；而后十年呢，就是党国在不断的利用市场化积累的经济财富来压制民间自 由。这个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是这样改变的。所以呢，我认为，中国改革不是已经进行了三十年，而是存在着两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八 年、八九年，这是第一场十年改革。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到二零零一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第二个十年。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两次改革呢？为什么这就会带来「社会危机」呢？我想,原因还是在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我并不是说八十年代的改革就是玫瑰色的。 八十年代的改革带来了社会的矛盾，所以才有八零年代后期像刚才刘军甯教授讲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所以才有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这个 「天安门运动」的本质，我想，就是大家对经济改革如何进行，财富分配如何进行，要提出民众的意见，要求参与到决定改革方向与政策的过程当中来。按照刚才刘 军宁的说法，就是要各自提出这样那样的「补天」方案。结果呢，当局给出一个血腥的回答，就是说：闭嘴，没有你说话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说邓小平就不再搞 改革了，他要按他自己决定的办法搞改革。所以，一九九二年春天，你看他已经那么大岁数了，又去搞了这个「南巡」，不要老命地搞改革。

我把这个总结为两个「不惜代价」：一个是不惜代价发展经济;一个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用他们冠冕堂皇的语言，就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这两个 「不惜代价」放在一起，经济要不繁荣都难。你不搞经济你干甚么呢？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容许你干。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就是说一切政治上的不同意见都不许你 提出来。只许你想办法挣钱了。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创造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他同时也制造了中国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社会问题，就是严重的阶级分化，高度 的贫富悬殊。

我想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贫富悬殊。第一个，是物质层面，刚才何清涟教授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了，百分之零点四的家族，拥有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这还是不完全计算。那么还有另外两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制度层面。所谓制度，就是规则。我们这里二十五分钟讲完走人，这就是制度，就是规则，人人都要遵守的。那么在中国呢，你如果看到这个人不遵 守规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权有势的；有权有势的最好的表现，就是不遵守规则。那么规则是干什么用呢？在中国，所谓的规则，就是专门用来对付没权没势的人 的。所以呢，出一个规则，不管什么样的立法，都是针对无权无势的人，那有权有势的人就完全无视这些东西。不光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守规则啦。发财的过程也不 守规则。怎么样才能发财呢？制造那个「毒奶粉」啊。

贫富悬殊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心理层面。我觉得，中国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自我膨胀得可怕，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他看到穷人的那种心态，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夏 天的时候在中国，有朋友就说，「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生活在中国，不会感到有压力嘛？旁边的人都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他，他们不会觉得很痛苦吗？」我说，很 可能不是这样的，这可能他才感到满足吧？你看，我开了这样一个好车，横冲直撞，人们都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我，也许他才体会到自己的满足，你看我多么有权、多 么有势。你红着眼看我没关系，我要想搞你，可以把你压死都没有关系的。这样一种心态，在心理上行为上的这个东西，就使得这个社会的分化非常的两极。很明 显，这种危机的原因，就是没有一种政治机制来制衡这个经济机制。邓小平讲「一部分先富起来」。那么，政治上呢，没富起来的人，也应该相应得到一点东西吧？ 这样这个社会才比较均衡。但他们那个做法是恰恰相反，「三个代表」就是这个东西，我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归到我这一边来。你如果不站在我这一伙儿里的，那你 就完蛋了。

第四个问题，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的问题。

政治改革这个问题，严老师刚才讲了，何清涟也讲了。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想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在整个中国的改革过程当中，不断的有政治改革的压力，不 断的有政治改革的冲动。所谓压力，就是说当局不断的面临来自各种各样社会阶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求你政治改革；所谓冲动，就是说下面的、社会当中，不同 的阶层，也希望推动它政治改革。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实现了政治改革，这个压力和冲动就不会一直有了。那第二句话就是说，中 国一直都没有实现政治改革。

当然，不是没有尝试。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有两次尝试。第一次尝试是一九八零年初，刚才应该是跃刚讲的，说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类似这个商业部长王 磊下台的故事。这个是发生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很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这个东西，是胡耀邦当政的那个时候搞的。我认为是一次政 治改革的尝试，主要是试图规范高层权力。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从老毛那里接受了教训，要搞一套政治规则来规范高层政治生活。到了赵的时代，就是一九八六 年、八七年，这个政治改革是试图改革国家跟社会的关系，就是说共产党要还一点权力给社会团体、给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两次政治改革的尝试，为我们前面说的 两次经济改革提供了很不同的政治背景。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是以胡耀邦那样一个高层的政治改革的成功、高层政治规则的建立，这样一个东西为背景的，这个提 供了政治基础。而九十年代的改革呢，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失败和天安门对政治改革的血腥回答，那时它的政治基础。从政治上看，这是完全不同的背景。

当然啦，很多人讲九十年代以来很改革呀，甚至很民主啦。我这里简单的花一点时间，讲讲这个问题。我这次回国学到一个词，你们可能都已经学到了，叫「忽 悠」。「忽悠」这个词很有意思，他不说你欺骗，说欺骗那你就是诬陷他，欺骗是有罪的，在刑法上是有诈骗罪的。可是刑法里没有「忽悠」罪。这个「忽悠」呢，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说法和现实对不上号，但是它也好像有那么一个影子。我觉得，中国现在讲民主都是「忽悠」的。怎么是『忽悠『呢？我有一些例子。你说九十 年以来中国完全没有政治改革吧，可是差额选举也还在进行，村级选举甚至推广开来了。但是，这个差额选举啊，它搞了很多的措施、名堂、「猫腻」，来限制实际 上的差额选举。这个很技术性的，没有时间多讲了。再一个呢，可以看看党委的权力。八十年代的时候，基本上，大学里党委书记都不是第一把手的，在企业里也已 经试行了经理、厂长负责制，在医院里也是这样，甚至在地方也开始加大行政首长的权力。现在呢，你去看看，党委书记都是第一把手的，即使是北京大学，北京大 学校长也还是二把手，还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这就回到了毛时代了。

那么我们再看政法委的例子。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试图取消政法委，在地方上已经开始做了。现在呢，不仅恢复了政法委，而且政法委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以 前那个时候，政法委书记只是一个党委委员，现在一定是党委常委。而且，更荒唐的是，那个时候政法委书记是个党的专职官员，下面管着公安局局长。现在呢，基 本上都是公安局局长当政法委书记。那也就是说，一个省的政法体系的最高领导人是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都是公安局局长的下属。我们知道，西方 的司法制度是三权分立的，公安，也就是警察啦，和检察院、法院之间是三权分立的，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如果警察就是法官的领导的话，那这还判什么案呢？警察 抓来的就一定是有罪好了。这个是比毛的时代还过份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是赵紫阳那个搞法就不是政治改革。我不是说你把赵紫阳搞的东西又搞回来就一定不是政治改革了。我的观察点，是以毛时代的政治制度作为一 个底线。说你搞的像毛那样这叫政治改革？对不起，我不认为这是政治改革。毛的时代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党的权力高于一切，工、农、商、学、兵，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你如果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力，这就可以认为是政治改革，否则那就不是政治改革。就是这一条衡量标准。

还有一个，他们讲的那个，现在有「协商型的民主」。这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叫什么来着？李什么？（听众：李君如。）对，这是李君如最强调的，就是说我 们中国现在发展出来了这个「协商型民主」。这个Deliberativedemocracy呀，在西方也是很新潮的一个概念，最近十来年才有的。他说中国 已经都有了，比西方好。我说这个是「忽悠」啊。西方的Deliberativedemocracy，是在选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光是投票选举，还不够， 投完了票你还希望增加公民日常对那些你投票选举出来的领袖人物的影响力，在决策中增加影响力。可是，在中国，连选举都没有，他就说，我就这个问题开个座谈 会，听一些意见，这就是「协商型民主」了。那我们要问的是，皇帝有没有顾问？决策中是不是也徵求意见？皇帝当然有顾问，皇帝的顾问很多。那么，中国是不是 自古以来就已经是「协商型民主」了呢？你没有民主投票，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哪里来的民主呢？你说我这个楼不要第一层，可是我有了第二层，那就是「空中楼 阁」了。这个只能说它是「忽悠」。这个就像「盲人摸象」那个故事的第二集。「盲人摸象」摸到大象的鼻子，很长，就说你看大象就是一根绳子嘛，然后他就跟你 拿了这么一个又粗又长的绳子来，说大象来了，说民主已经到了中国了，而且比西方的那个还高级呢。

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的民主的因素已经很多了，分布在村级选举当中，分布在各方面。既然这个民主的因素已经在那里，所以呢，你就不能嚷嚷说中国没有民主。 要澄清这个说法，关系到哲学上的一个概念，就是『质的规定性』的概念。今天这里我不讲哲学，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人类营养的因素是来自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些 矿物、动物、植物等等，那你说我们人的因素是不是都已经在那些东西之中了呢？那些东西是不是也都是人了呢？这就成了「盲人摸象」的第三集了。他说你看这大 象呢是有耳朵、有鼻子的，他给你割下一个耳朵，割下一个鼻子，都弄了一筐，告诉这就是中国也有大象了。我们知道，民主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没有这个制度性 的安排就没有民主。这就像那个蛋白一样，人体一定需要蛋白质，据说这个三聚氰胺也是增加蛋白质的。可是，蛋白质和蛋白质不一样。如果说中国也有民主的话， 那就是「三聚氰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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