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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从繁华都市的居委会老大妈线人，到偏僻乡村的村庄积极分子；从大城市铺天盖地的天网工程，到学校教育从小的告密教育；从专业跟踪盯梢他人自由的特务，到可以不亮证破门而入的查夫妻看黄碟的警察，无不使人感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一座大监狱。不安全感，不只是经济不稳定下的失业、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吃不起饭，而且你还有随时丧失人身自由的危险。王怡说做人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人生而自由，立地就是人要有栖身的私有财产。但现在中国民众的财产权都是浮财，因为对于土地你只有有限使用权。正是基于此，那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念，在中国甚为淡薄，把公民私房当作随便可自由踏入的菜园，因此你即便住在家中，也是类同半个监狱。至于你出了家门后的不安全感，被他们有罪类推的实践当作嫌疑犯的概率，当然是很大的，那更是一座广大而无形的监狱。也就是说，在中国，你不要以为你被关进去，才叫进了局子；你被拘留了，才叫生活在不自由中。其实，你就是看上去走在大街上或者住在家中，都是不自由的，正可谓监狱无处不在。
前不久我写篇《大学里的极品告密者》，主张对告密者作法治教育上的惩罚，将他们告上法庭，让更多的人知晓告密有多么违背做人底线。这里面除了杨支柱兄的一篇《告密是否道德，不可一概而论》有相当的法理及道德讨论外，很少有真正深入的讨论。更有甚者，说我叫杨师群老师将学生告上法庭，是毁了学生，是压制了学生的言论自由。我要简单地说，大学老师的讲课有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这应该是个普遍的学术和教课原则，这毋容置疑。为什么要维护老师在课堂上的言论自由，改天我写专贴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学生当然有探讨问题的权利，与老师平等争辩的权利，但不表明你有向公安局、教育主管部门告发之权利。大学生都不是小孩子，应该深知在中国社会的告密，给当事人带来的危害。大学生不是小学生，是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人。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给老师带来的伤害，特别是产生的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深加考虑。大学告密本身在官方的倡导下，已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有的学生甚至以得到这种潜规则的青睐为荣。官方提倡告密，对中国的危害，尤其是对中国教育的危害影响至深，这应该是一个普通的常识。
官方是以培养职业学生在学校闹事和告密，并以搞乱社会起家的，所以他们深知学生这股有理想但不够冷静的势力，是如何可以拿来利用的，因此四九年后对学校尤其是大学实行铁幕管理，有目共睹。而在发生八九事件后，对中国大学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来尽量榨掉仅有的一点大学精神。软的一面，搞高校扩招，把高等教育完全搞成一个收费的教育产业，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垃圾科研经费的颁发，来最大限度地笼络高校老师，使高校老师近乎集体失声，不仅没有思想和学术原创，而且对糟糕的社会问题闭口不谈；再者对学生严苛管理，政治课的愚弄，辅导员制度的管制，还安插无所不在的“信息员”（线人）以便给管理者打小报告，只要能弄住学生的招数，无所不用其极。
最近我又读到湖北大学数学系的创举，即每个人都有机会当秘密警察，把另一个人当作潜在的嫌疑犯来对待，使得大家都处在人人自危中度日。在这等环境下，他们当然“听话”、“安分守己”，但大学是什么地方，仅仅是“听话”和“安分守己”的地方吗？没有比监狱更听话，更安分守己的地方了，他们正是这样来管理大学，来培养学生。据《湖北大学一班级新班规:同学抽签暗中监督他人》一文报道，这种无所不在的监督计划，还被叫作“小天使计划”。这和任何邪恶的举动，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一样。无度盘剥人民者叫“为人民服务”，摧残学生、使学生在恐怖中度日的计划叫“小天使计划”，这简直是辅导员制度下的班主任尤俊桥的“创新产品”。尤俊桥也许会因为他这个“创新产品”获得提升，甚至会因此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也未可知，在中国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无耻地创造出来的。几年下来，这些互相伤害而又自害的学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特别是心理上、道德上），真是不敢想像。他们这样做事，除了他们是受害者且是自害者以外，只有学校特别是尤俊桥是最直接的获益者，或许他“吃糖”的机会将有所增加，但愿我这样的猜想是小人之念。
中国大学的质量为什么越来越糟糕，当然拜我们糟糕的政治制度所延伸出的教育制度之赐。大学里面党棍横行，行政干部统治天下，教师实用主义成风，学生只为文凭读书者不在少数，这样的大学教育，你能指望其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起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吗？大学是学问勃郁、思想原发的地方，但像中国官方这样把大学搞成监狱的管理和教唆方式，只能产生一大批学术垃圾、奴才和告密者。
2008年12月4日8：38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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