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家祺：中共八十年代政治改革设计者之一。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曾在中共十三大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赵紫阳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政治改革的设计。
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严家祺发言指出，没有重大事变的推动，今天的中国不会有真正意义的政治改革。
这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就播出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当时在纽约对严家祺先生所作的采访，采访中他首先谈到了当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
答：应该说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不仅希望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希望改革政治体制。他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很多弊病，特别是这个体制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所以他是有决心来改变的。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他也就政治改革说了很多话，比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以及结束领导干部，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物的终身制。在中国的《宪法》里也规定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不能连任两次以上，这对中国是个很大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突破。
没有邓小平废除终身制，没有1982年《宪法》的这个规定，后来的江泽民就可以像毛泽东一样一直连任下去。
问：现在说到政治改革，人们更多想到的是民主选举、新闻自由这些内容，当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和今天人们这种期待是不是还有很大差距？
答：当然，他的政治改革是企图从中国的专制政治中迈出第一步。
专制政治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权力的过分集中，第二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终身在位。这两点不打破，中国的专制主义不会消失，而邓小平打破了一条，打破了最高权力的终身任职。
英国走向民主宪政是让国王的权力变虚，解决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集中的问题。而邓小平改变的是另一点，解决了终身制。如果这两方面同时改变，那就是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但中国今天还是党领导一切，没有分权制衡，所以中国只走了一半。
问：如果从历史角度看，邓小平的政改是不是仍可以看作中国整个政治民主的重要一步呢？
答：是重要的一步，但是也有尾巴。军委主席就没有规定可以连任几届。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军委主席如果没有限制地连任就等于把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努力抵消了。
在中国这种最高权力不能分割的情况下，限制任期应该说是政治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第二步就是赵紫阳在1986年到1987年制定的"政治改革总体方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改革，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下进行的，没有什么三权分立，但提到了适度的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权力也受到一定的制约。这两步对中国摆脱专制主义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
问：但不幸的是即使赵紫阳这个有限的政治改革也随着1989年的"六四"事件终结了，后来甚至连"党政分开"也不提了。
答：现在中国就是党政不分。赵紫阳是坚持要走"党政分开"道路的，他的"政治改革总体方案"基本上都体现在了1987年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里。
所以19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他就企图按照政治改革方案来做，比如协商对话。但"六四"之后的二十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完全停止了，即使说是政治改革，也都是表面现象。
问：反而所谓"西方敌对势力的威胁"成了更大的考虑了。
答：主要是"六四"之后感到政治不稳定，特别是"六四"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这件事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近代史有个规律：大事件出现大变革，小事件出现小变革，没事件没有变革。鸦片战争带来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有戊戌变法；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胡锦涛我看他没有能力也不想突破这个规律，因此不会有政治改革。
原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谈政治改革
而另一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柏林墙的倒塌，使中国认识到原来公有化的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于是决定在共产党领导下，或者说在共产党专政的情况下，完完全全地、有意识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名义上还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问：198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民间受益的，以那些"万元户"为标志的，但"六四"之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变成了以国家、权贵，以官商勾结为标志的资本主义？
答："六四"以前的资本主义还不是非常明显，也不是很有意识，只是采取资本主义一些好的经济手段。1989年之后就是明目张胆地、下决心要走资本主义了。东欧变化以后，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不得不这么做，因此也结束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体系。
问：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六四"之后政治改革停顿，与之相伴的又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这二者的结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答：这种情况不奇怪，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类似的阶段。
马克思书中经常提到的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就处于今天中国的状况。一方面政治专制，另一方面除了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文化、艺术都高度自由化。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时代是非常相似的，这种情况在法国维持了二十年，后来普法战争改变了法国，法国慢慢走上民主化道路。
所以中国当前的这种情况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随着最高领导层一次次的更迭，民主化的意识就会进一步高涨。特别在一块经济自由化的土地上，要想长期维持专制是不可能的。
问：那您觉得将来政治改革的动力还能来自领导层吗？
答：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靠掌权的人和民众结合。中国不需要毛泽东或者太平天国那样的农民革命，这种革命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需要的是上下结合的、基于经济自由化基础之上的政治改革。
这个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但目前来看中国不会有政治改革。我不可能预测更长时间，但未来三、五年不会有政治改革。
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一个规律，就是"大事件出现大变革，小事件出现小变革，没事件没有变革"。你看，鸦片战争带来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了，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慈禧太后就搞新政；在新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没有"六四"，就没有邓小平南巡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这个规律只有毛泽东、拿破仑、彼得大帝这样的人物才能突破，胡锦涛我看他没有能力也不想突破。
本采访并不代表BBC的立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