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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我们小人物的责任
日期:12/6/2008 来源:网络 作者:冉云飞

冉云飞


赵紫阳先生在八九事件的艰难时刻,力劝学生忍退广场,曾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这话当然是极沉痛的,真有家国之慨,似有风木之悲。我想赵先生的感慨,是混杂着自己身处峰顶而即将下位,复念血洗恐将不免的复杂心情而说这番话的。中国自古伤心地,民众而今仍是屁。复何言哉!复何言哉!

当然以晚生责备贤者的眼光来消极地看,赵先生这话,也不是没有一些负作用的。因为赵先生这话,有极强大的民众基础,以至于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君不闻乡村僻野至繁华都市,我们的国人、我们的父兄常如此说:“我们这一代就这样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吧”。一代代地说着这样的话,人皆得以隶使之,惨死户牖之下,弃置荒野之中,人之尊严几不曾闻。虽然活得悲惨,但国人的子息繁衍观念从未曾稍减,正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以及为祖宗存一血脉,为家族留一点生气的观念,左右着夫妇俩为生育而奋斗,至于说他们是否活得幸福,子孙是否有真正人一样活着的尊严,他们是不大考虑的。而对于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虽然也曾有些努力,但却总是易于灰心失望,而无不寄望于下一代,此种想法,代代相传,真可谓子子孙孙无穷尽矣。

这种将过上美好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想法,推给下一代,寄望于他们。我认为是我们长辈不负责任,不努力的表现。有许多人把自己不努力尽一些社会责任,包括批评政府的许多措施失当,不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归于自己有家有室有子女。这样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我认为正因为自己有子女,才更应该为子女的未来努力。这种努力,当然不只是让他们过上比较好的物质生活,更要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有人说我小孩子上的是好学校,但在党天下的笼罩之下,你的学校有多好呢),做人有尊严(这尊严是有很豪车巨宅就自动有的吗?一个没有制约的大黑社会组织,拉肥猪是常有的事。黄光裕的问题可能很复杂,但拉肥猪之嫌岂能完全避免?),恐怕不能完全一代代毫无止境地寄望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才行。自己的责任不推诿给别人,自己的负担不随意卸担,才有一点起码的做人态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许太责怪普通老百姓了。但对于有一定知识的阶层来说,恐怕此说就不能算苛求。

把任何事之不成,都推给罪恶的制度和恶势力的强大,当然是很减省的法子,也是自我逃逸的最佳法宝。自己不负此生之责,却屡屡只寄望于下一代去改变,天下宁有如此之老滑头耶?制度之改变之改良固然是当下中国的大问题,但在制度未改变之前,就不能做些微的个体改变吗?就不能做积跬步以至千里之努力吗?这说明我们自己不仅少责任感,更是急功近利、成王败寇的嫡传信徒。做任何事,就希望速成,看得到可以掌控的结果就去做,否则不想与闻,这正是国人太过“聪明”的自我戕害。专制制度当然是造就我们对美好生活缺乏理性预期的大敌,也是让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在短视中自我愚乐、自我欺骗的“护身符”。把责任都推下一代的同时,也还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比较刚性的制度(我再次重申,制度之害是我们美好生活的大敌,但不是全部)。前两天我写了几篇关于告密的问题,有不少人就认为完全是制度的错,告密的个人似乎不应该负自己的责任。似乎中国人全是受害者,没有加害者,好像害中国人的都是外星人。所有加害者都把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特如此,还以只是受害者身份混淆视听。

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个情感缺点,就是充满暮气,悲哉秋之为气也。装嫩固然肉麻,但卖老尤为可叹。人生还没有畅快地活过,就开始盘算如何苟活,了此残生。这样的生命质量虽可以理解,但实在不敢恭维。吾国之人的心态,常是三十岁即开始言老,四十岁即可抬去活埋了,此正是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大胆狂言四十岁以上之人“皆曰可杀”的愤极之语的内在因由。国人卖老作风之文化遗传,正所谓心如死灰,枯井无波,无人不作心伤语,见人即作感怀诗,自然受到彼时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用“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来针砭。

任何人都有自己个人选择的自由,我们固然不能命令该怎样做,更不能规划别人的生活。但我认为要真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每个小人物都应该从自己开始做力所能及的改变,使制度趋于合理而良善,而不劳大人物来“传檄而天下定”,而这样的梦想我们做了几千来,只不过迎来了一批批“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朱元璋、毛泽东。


2008年12月6日9:30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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