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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前此我们对自由主义定义做过一点阐释（见鄙作《论自由和自由主义》）。简单说，自由主义是近代国家政策，权力意志和知识分子荐言献策、异议批评之间的关系，而非极权主义政权压制下的自由抗争之内涵；或言极权主义国家政策的某种"改革"因素；换言之，自由主义的出现，是在宪政民主初步建成以后，而非以前。其深远传统，来自西方文化中本已有之之民主，宽容，阶级融和——而这些已有之因素，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人对于革命和启蒙的思索，更趋成熟。加之这个时期出现的引导美国革命之孟德斯鸠，定义私有财产的洛克，规定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之自由主义的边沁和穆勒等等，西方自由民主在理念上已经完型——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这个主流之下的支流末节，最后也归入自由主义主流。其间，启蒙运动在这个主流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产生过逆流和旁支。这个逆流就是二十世纪初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和20、21世纪的中国模式。这些旁支末叶和启蒙运动产生如何一种关系，是人们，东西方人们，反思这个启动法国革命的大思潮，大反动的重要实例。就像阿克顿所言，上天堂的愿望让人们走进地狱——这个愿望和意志之力，如何左右人群，致其失序失常失态，走上二十世纪的纳粹和列宁主义和毛主义；这个历史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其认知和实践层面究竟如何总结？在此总结里，人们是不是可以结束历史？结束革命？抑或根本就是历史循环。革命和历史，将会以大循环之序或者无序，重新出现在关乎中国和西方之关系的新历史中——人们正在拭目以待；答案，并不乐观。时在清末，开明知识分子就把资本进入中国称之为南橘北枳效应；（见严复），说明了中西双方在对待资本（民主）上的忧虑重重。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民主"的问题并无解决。所以，邓式改革毛氏革命都是在钻这个资本的无价值空子，造成对于西方民主主流的冲击。所以，启蒙运动，革命和改革，在中国场域实行的变形记，都是西方学说并不完备而是半完备导致的结果。至于说革命结束和历史完结，更是盲人摸象，不着要领。这个思维反过来作用于对于启蒙运动的政治的和认知的，也就是哲学层面的思索。
大而言之，启蒙之说，对于《圣经》里的安排，是双向轨迹。一个是决定论轨迹——就是前此宗教改革派路德的上帝规定论；一个是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论（"人事比神事重要"！伊拉斯谟语）——这个分野说明了宗教认识论的背向。再就是，政治宗教的归属各异。把上帝问题搁置起来的实证主义。于是，启蒙在后启蒙时代，并不像伏尔泰要打倒摩西，狄德罗要消灭神志，乃至自由主义者们也怀疑"第一推动"（见《约翰.穆勒传》）。在这个时期，所谓理性主义的式重，成为人们说项真理的重点。所谓牛顿万有引力的社科版，屡屡应世。其间，法国革命产生的卢梭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主义，成为携手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乃至波尔布特主义之余续。这个启蒙主义之卢梭版，就是人民意志和普遍意志说的革命试验（这个思想根源何在？就是卢梭之"普遍意志"、总意志论。卢梭此论，是要争取"人民当家作主"之民主——其实就是独裁。于是，他主张实行人民至高无上主义。何谓人民呢？就是人民之分子为1，所有的1＋1＋1……加起来就是N，就是"总意志"。而加法的实行者，也就是体现国家意志之前革命者，总其成，就是革命领袖，如希特勒和毛氏人物。所以，卢梭之人民意志，就是独裁意志。大我，就是大私——就是毛主席一个人或者希特勒一个人，而已。说，这里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实际上）取消小1，变成大我。大我是谁呢？就是代表国家意志的毛主席，列宁和希特勒什么的。所以，卢梭这个1＋1论，遭遇自由主义的批判。他们说，你的小1和大1，不是平等之待，是最后用大1消灭小1，就是用共相消灭殊相（见黑格尔的说法）。故此，在西欧近代国家初建时，作用于国家功能的自由主义，他们说，世界上，政治里，所有的1，就是1，没有大小之分，是绝对个人主义之主权论。）
这个试验被法国（不要说英国了）复辟派全数否定。之所以否定的要因，就是人们开始懂得多数极权暴政之人民因素和独裁因素的合一。他们懂得了自由主义作用于政策和政治的政府保护少数乃至保护精英和专业人士的思维（见穆勒《论代议制政府》）。于是，号召人民，鼓动造反，制造集权，这样的思维，被多数和少数制衡的政治思想所代替；也就是既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人民革命（更不会要取缔一姓之人的希特勒和毛主义皇权）。但是，历史是不讲就教训和失败的。在德国，人忘记菲特列主义重视精英之士之异以后；在德国，人忘记俾斯麦的制衡欧洲，如履薄冰的外交斡旋；在他们把焦虑和冲动一体运用到真理的完全可知论上以后，加上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希特勒应运而生——同理，当德国军国主义完全取代了俾斯麦的实力政策以后，他们对于俄罗斯的列宁主义颠覆，成为国家利益而非普世价值的运作——他们宁愿让俄国沦丧于列宁，而不愿意让俄国的自由主义，克伦斯基政府掌权而胜于之。于是，布尔什维克成为世界半个霸权，举世七十年。乃至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附属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成为人民主义或者全能全知主义的一个解读样式。所有列宁们对于马赫的批判，对于经验主义的批判，对于黑格尔的批判，统统成为他们寻找社科真理、"万有引力"的实践——而这个实践，在法国革命里，以罗伯斯庇尔的所谓"革命法制"和全能正确论，开此源头——号称反对《圣经》和上帝者，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东西，知道一切之一切；并将以后爱因斯坦认为偶合的认知，铺垫为全知全能。于是，深藏于穆勒之辈中，那种源自不可知论的自由主义认知基点，被忽视了，被抛弃了。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实践找到真理（也就是取得一时之胜负）的新革命，重新举世。这个革命，以人民的名义，开始重举多数暴政和寡头独裁。于是，鸡只被拧断脖子千百次的教训，成为教训之否！人民，是不讲历史教训，甚至根本不讲历史的。他们只是短视利益的载体。（这个忧虑，甚至对于百年前的穆勒，也是基本如此，深为担忧的。）所以，启蒙带来的认知追求论，瞬间化为政治正确和认知真理论。这个"实践论"原则，导致二十世纪的革命和专政，以无与伦比的浩劫涤荡世界，致使其成为杀人最多的世纪。当自由主义者论述个人自由一百年以后，毛"要斗私批修"，彻底颠覆自由和人权。这个彻底颠覆论被称之为"新民主"。（只是可惜，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还要搬来这个彻底无个人主义，作为党治合法论的根据。）
于是，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适成反差的认识论因素，大概就是穆勒所谓认知悲观主义的起因。这个观点，在一本台湾学人的书中，每有详论。（见黄克武《自由之所以然》）其基本观点就是，穆勒之个人自由说，是基于集体认识的基本可以动摇之上；无论是政权之宣传，还是国家之意志，只要遭遇与每个个人的意见不合，个人，就可以抵制这样的正确或者不正确。这是个人和自由立基的基点。没有这个基点，就造成人人成为普遍意志的一员——进而导致列宁和毛主席统一你的认知和意志之专政（含认识论涂炭）。至于他们的个人，是不是合理合法，就会被政权的庞大和势威所遮蔽。于是，启蒙，以反对权威开始，其间，否定了超人和上帝，最后，却以一个毛，一个列宁，终为认知的最后阶段，回到远比上帝渺小千百倍的人造上帝/魔鬼中去——这个教训，难道不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循环记（城堡）吗！实言之，启蒙有双刃作用。尼采式上帝已死论，是一种启蒙，前书伏尔泰或者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很像要穷尽世界之问），也是。但是，这个文字的武断，发展到语言思维的暴力，只是一步之隔——到了马克思对于全部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批判和列宁的不单暴力思维，还要组织暴力，就变成启蒙之反，成为一种愚民和暴民洗劫世界的恶作剧——这个恶作剧，表现在中国，就是以五四为开端，否定一切中国文化，传统定制，政治良项，造成打倒一切，无政府主义（最后，又反对无政府反权威论，引出权威党，权威毛，个人崇拜）；最后，走上既无西化文化，也无东化文化，更无中国文化的革命和改革。这个历史的启蒙，从"民主科学"开始，以民疯和德莫克拉"贼"为结束。启蒙之认知论，从怀疑上帝和孔孟开始，迷信毛主席，为结束。难道不是笑掉大牙的历史反动和政治反动吗？究其要因，就是人们把启蒙，把理性，把精英，把人民，看成不打折扣的信物，而犯了不思索，不反身的认知错误。故此，启蒙也好，自由也罢，都是一种双料货色。人们在与之打交道的时候，每每要记住一点，不知，可以愚昧；全知，更可以愚昧——苏格拉底之不知，不是启蒙之未，而是认知之深刻，之全备，之天才——如果循此路线，启蒙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看见毛主席来了，就昏了头脑，像德国人见了万字旗，以为世界得救了——其实，这个启蒙的最后理性，导致的，是绝对正确的残酷无情和绝对荒诞。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写成的吗？只是可惜，人们现在正在重复历史。他们不知道认知在约翰.穆勒中的政治学认识论的弹性和相对。他们说，要新启蒙，但是，什么是新启蒙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新愚昧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这个话题，因为所述实在浅浅，就是一句话概括，中国人不知自由主义，自繇主义（严复迻法）却要秉承新民主主义，艾思奇和陈伯达主义，不是岂有此理吗！再之，中国人不知道实践之标准，既不是实践，更不是邓小平，而是个人主义之审视和怀疑——即便你得到政权，也是不可以枉顾反对派的——没有什么实践正确、不正确一说。（而西方世界的启蒙，一直进行到解构主义，也就是文明中心论的解体。这个解体，示范民主无真理或者无绝对真理的后现代说项。这个说项的根据是，民主之不可知论的无限沿展，乃至对于民主本身的批判不可或终。其中包涵对于反对民主之毛派的拥护——这是一个悖论；却反映了西方人思维的争辩性。）
自由派的意志和认知是，国家以个人为维度、为基准、为真理——就是真理讨论无限的相对论——不存在国家主导的正确政治论（国家主导道德建设——应是道德震慑国家——更是妄论——北京书店出售温氏读过之罗马哲人奥勒留道德文字之书，全然不见罗马政治与北京政治之大异。实为荒诞！）我们的革命，就是国家主义加上毛主义。我们的改革，就是制定一个脆弱的实践论原则，而以排斥反对派为实践的主导因素。这个主导因素，在毛革命时期，以人民为籍口；在改革时期，亦以此为借口。他们说的真理，是绝对主义的一个变种，而非毛说过的"相对真理"——相对真理只是他说说而已——到了"顶峰论"，哪有什么相对论可言。所以，五四一路走来之毛，成为启蒙的始末两端的证人。这个证人，证实了启蒙带来全部愚昧的历史逻辑。于是，在这个证人及其后继者坚持下，中国政治学的启蒙阀门被打开之时，正好是认知良善论和传统文论的尽数颠覆。毛造就了一代愚民；邓亦造就之。启蒙的些微的良知，在整个20世纪中国，基本上荡然无存。从头做起，说也难，做也难！我们认为，启蒙和自由之双刃剑，砍掉的是启蒙和自由的正面价值。这些正面价值的说项是，自由，要有宪政主义作为保护——启蒙，要有自由主义之民主平台上的不可知论，反全知全能论，反极权主义，作为支柱。这些哲学支柱一旦倒台，民主，就会变成由民粹导致独裁之路——自由，就会成为纳粹"新自由"的广场。这些自由主义者主张的国家干预，释放个人和异议空间的原则，就会一天也不存在。于是，启蒙从无知导向有知和全知，导致极权主义，人人其实全无所知，就成为启蒙之反和自由之反。所以，不单是社会主义导之全民革命，变成政府反动，民主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主义国家干预和不干预，其自由泛滥和民粹泛滥，一样会直接、间接导致独裁和极权。在认知论的意义上说，最知道自己掌握真理者，恰恰是一些无知无畏，形同盲瞽的爱国贼和毛后继。这是写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国耻。这些愚盲之辈，今天又要起来"启蒙"于后代，适成后人复哀后人之势！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不是革命开启民智，而是民主开启民智。民主成为国人生活方式之那一天，方才有自由或者自繇主义，而不是在此之前！在此之前的自由诚可贵，并不是可以把极权主义中国之自由争取，混同于整个西方自由世界之自由主义讨论。认知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前提有异，是人们知觉自由的一个历史排序。换言之，启蒙可以进行，但却是在否定极权全知全能，全控制的认知论以后，不是在此之前。之所以要重复言之，是因为中国所谓自由主义者十多年来对此的混淆和遮蔽。这个混淆之害，就是他们为极权主义政治和哲学装饰一个自由主义存在的假相，来蒙蔽国人。这个去蔽的工作，难道不值得展开吗！而西方学人和世界上关注中国自由之人士，在几乎从不区分这个政权性质的基础上，也跟随国内自由主义妄说的言论，大谈中国的大、小阳春，也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中国现象的一种明证。我们所谓南橘北枳效应，也许可以从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之经济问题，延伸到政治问题。其间，在定义中国政权的课题上，从萨克奇到奥巴马，其实，仍是秉承其前任如戴高乐、希拉克之辈，幻想中国在共产党治下，来一个自由主义复兴。这可真是愚人颂的今天读本！
最后，我们引用伊拉斯谟的一句话——
"圣典中有一些圣所是上帝的意志没有进入的，我们应该深入这些圣所。"（见《伊拉斯谟传》约翰.赫伊津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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