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任何一个因《○八宪章》而感到振奋的读者，我相信不是因为其内容的新奇，而是缘自对这份文献终于公之于众的欣喜。它的基本精神，早在二百多年前美国《独立宣言》中就已经确立；它的命名则是上个世纪东欧异见知识分子的《七七宪章》的重现。然而，这并不能贬低它的地位，它是人类的普世共识。

有人说，中华民族无法跟充满活力的西方民族相比，然而，比之于近邻的日本民族，我们也是同样的老迈。这份文献早在一百年前清室逊位之际，就应该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现实。如此诉求，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又曾有过难得的机遇。但中华民族一次一次地与它失之交臂。

结果是，中华民族再一跤跌入乌托邦包装的历史黑洞里，匍伏在由秦始皇和斯大林杂交成的一个叫做毛泽东的暴民脚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专制而难以解脱至今。唯基督般的圣女林昭及几位《星火》同仁，划亮过一根自由的火柴。在阴暗的牢房里，林昭曾以鲜血，一笔一划地草拟过这份文献的精神。

由于一个专制主义者操刀果决，和一些改革人物懦弱退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枪火，再度阻绝了这份文献在中国的实行。尽管，改革必须是理性的，但也需要领袖和精英有牺牲的勇气。可是，他们没有林昭的绝决，却有杨佳没有的拖累……于是历史停滞了二十年。

经过二十年的磨难，一批良心尚存的知识分子，在杨佳的气概激励下产生的勇气（不管他们认不认，但这是事实），终于让中华民族有了这份历史文献。它比二十年前的天真，无疑更加老练。这些话，清末已经见诸报章，是宪政主义者对帝皇的改革建言。这些话在四十年代，曾经由当今已执政、当年却在野的中国共产党人亲口说出亲笔写出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话不过是将当年共产党向当政的国民党所言，向当今执政的共产党重复一遍罢了。假如共产党记忆尚存，那么执政者不会感到突兀。只消把当年的报纸拿出来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全都是你们当年讲过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前的教训是，凡事都要为对方留有空间，这份文献就给当政者留足了进退的余地，除非他们死心塌地。这份文献的的形式和内容，都是相当温和理性。正是这样的理性，才吸引数百名知识分子的联名签署。他们当中有老年共产党人，也有年轻的自由作家。年龄跨度很大，职业范围甚广。尽管他们不可能都是准备殉死的斗士，但他们都有了勇气去参与。

这份文献的相当温和，还见诸其既没有将矛头指向任何一个当政者，也没有涉及中国民众当下具体的物质利益。这份文献有传统建言的高瞻，也是制度层面的设计。签署者除了异议者，自由职业者之外，有不少还是体制内的精英，当政者应该尊重他们的逆言。就算以前不懂得尊重，那么今天应该学会尊重了。一旦执政者与异议者彼此产生尊重，那么和解就进入了心理层面。

二十年来，整个民族被全体导入了物欲相逐的泥潭。而不涉任何具体物质利益的精神取向，又正是这份文献之所长。我们这个民族的愚昧，也在于对任何精神取向的置若罔闻。而这份文献展示的是欧美、印度、日本，南韩，乃至台湾、香港人民共享的人文图景。但在中国，还只是那么远渺，因此当前中国还是世界上意识最落后的地方。

中国之所以落后，不在于有无原子弹或者卫星能否上天，而在于制度和人心的双向黑暗。就这个意义而言，《○八宪章》既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出这种黑暗的努力，也应该成为包括当政者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走出这种双重黑暗的历史机遇，因此很可能也是中华民族的危楼春晓。

如果连这一步都跨不出去，就可能引发谁都不敢预言的灾难。很可能不仅仅是重演委屈的杨佳索去六条无辜警官性命的悲剧，而还可能是枪炮声中‘杀六十万人，换六十年的稳定’的同归于尽。


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写于纽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