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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
德国作家协会（Autorenkreis der Bundesrepublik，Forum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联邦共和国作家协会，文学与政治论坛）是一个拥有60名成员的文学组织。其中不仅有作家，也有艺术家、作曲家、出版家、翻译家和学者。它是1992年由原东德的作家Sigmar Schollak创立的。这个组织里有不少成员都有生活在共产政权统治下的经验，他们对专制政权的各种压制和监控密探手段由于有亲身的体验，非常熟悉， 因此当德国之声的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在奥运前，面对德国公众界，对中共政权大唱赞歌时，引起了这个协会的成员的极端反感，他们公开写信，要求社会注意，不能让这样一个公营事业的电台被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人拿来公器私用，说明白了，就是应当警惕是否有中共官方的势力渗透进入民主国家的新闻管道中。
12月18日该协会的前任会长Ines Geipel教授参加了德国联邦议会就德国之声事件的专题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言，特别指出专制政权对民主社会的渗透问题，要求政府和公众界应当警惕。
德国之声中文部从8月到现在这几个月来，就张丹红事件引出了西方社会下列几个问题：
1． 中国官方用名、利和其他的手段为诱惑，利用旅居海外的华人打入所在国的政、经、文化、媒体的圈子，进行情报搜集和无形的渗透。这种情况在美国特别明显。这两年来在欧洲也逐渐露出马脚。像“孔子学社”这类带着官方恶臭的组织居然在德国社会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帜，极尽招摇之能事。
2． 西方社会缺乏跟威权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同时对本身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有所自省，因此往往轻易地拥抱具有异国情调的言行，中了计谋，还全然无知。这种情况在文化界特别严重，因为文化是难以界定的范畴，往往没有黑白、对错、真假可言。
3． 西方的中国专家、汉学学者有一部分出于私利，跟中国有某种程度的经济利益（常常是借学术交流的名义）来往，就放弃了客观的立场。这些专家们所发挥的影响比较大，使社会上对中国的客观印象产生混乱。
4． 有些被派往中国的西方记者和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公营机构，由于“身不由己”，往往不敢或不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发表意见和处理事务，不然中国官方动辄将之定性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驱逐出境或干脆关闭他们在中国的办事处。
要对这种情况有所抵制，一方面自然是西方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就应当有一些有远见、有洞察力的个人和机构对重大事件公开表示立场和态度，以正视听。德国作家协会不仅在德国之声事件上发挥了这样积极维护媒体的公正客观的良好作用，并且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捕的情况下，立即参加声援营救的呼吁。Ines Geipel教授给笔者写信特别强调他们的协会全力支持加入向德国政府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的行动。其实不仅是这个组织，西方社会的许许多多的个人和媒体对于北京无理拘押刘晓波的行为都表示了深度的反感。一个从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来说都堪称庞大的中国，至今依然没有法治可言，这不但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也是自由世界的潜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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