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


在回顾30年代大萧条历史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留意。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3个月，是德国的希特勒上台。当罗斯福紧锣密鼓地构想和颁布一系列旨在稳定金融和重振经济的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则在一步步地构建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制造国会纵火案、通过《授权法》、颁布《国家元首法》。其实，当时的世界上还不仅仅是一个希特勒。

凡是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承认，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三十年代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亚洲，“九一八事变”就是发生在1931年，即大萧条发生的两年之后，日本由此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在欧洲和南美，情况也大体类似。有人进行过统计，到1933年10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法西斯运动遍及世界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而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35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17个国家了，到1944年，又减少到了12个。

现在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大萧条，为什么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并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别值得追问的是，应当说，美国在这次大萧条中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冲击也是最严重的，当时的社会矛盾也不能说不尖锐，为什么受冲击最大的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一些受到冲击没有美国严重的国家反倒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危机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是不难理解的。在严重的危机中，经济社会生活失控，社会政治矛盾尖锐，许多人处于绝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一种有着绝对权威的权力出来力挽狂澜，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就此而言，当时的美国不是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土壤。1933年初，曾经创造了“柯立芝繁荣”的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在死前4天哀叹道：“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罗斯福就职之日，卸任的胡佛曾送给新政府一句话：“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连一向处世乐观的罗斯福，眼见马里兰银行倒闭时也惊呼道：“不知这座用纸板搭的房子会不会倒塌？”在大萧条发生那年的冬天，美国自杀的人数增加了3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望笼罩着美国。

艰难的生活，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念叨：“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于是，抗税运动发生了，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有人未经主人许可就在别人的空地上种菜。在俄克拉荷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空。愤怒的情绪和失控的行为随处可见。

绝望开始演变为暴力。底特律的救济事业停顿了，随之而来的是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曼彻斯特写道：晒得黑黝黝的农民甚至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艾奥瓦州的农民在一个叫作雷诺的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的领导下，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被扔到玉米地里。这意味着人们在用武力来进行反抗了。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在1933年1月发出警告，12个月内会爆发“农村革命”。在面对普遍的骚乱的时候，“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甚至那位把工人日工资从2美元提高到5美元、被人们称之为“重新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老福特也在腰带上别上了手枪。

由社会矛盾导致的是激进的社会思潮和与激进思潮相联系的暴力行动。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曼彻斯特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在纽约，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布登兹的激进分子率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成员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一位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作证时说，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对他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他问这位牧场主打算怎么干，牧场主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

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明显抬头。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们就动手。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朗格则在用实际行动建立独裁统治，取消州议会选举，州法院取消对制裁“侵犯公民自由”的宪法保证。

法西斯主义无疑成为当时美国一个现实的选项。当时就有人说，罗斯福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即使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也几乎心甘情愿地打算将等同于独裁者的大权奉送给罗斯福。

然而，“罗斯福新政”制止了美国社会动荡和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保住了它的民主与自由。曼彻斯特写道：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在胡佛时期，曾经试图以强硬的方式处理这些社会矛盾，但结果并不奏效，还曾经酿成臭名昭著的“补偿金屠杀”。一战退伍军人到华盛顿请愿，虽然组织严明有序，不让激进分子参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的、巴顿为先锋的军队的镇压，数十名饥寒交迫的退伍军人或其妻儿遭到镇压死亡。但镇压能够解决的只是对政权的威胁，而不是导致威胁产生的危机本身。

在严重的危机和激化的社会矛盾面前，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治家上台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也有人会说，罗斯福政府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收到了效果。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法西斯主义都能提供，甚至会用更吸引人的方式提供。那么，是一些什么因素使当时的美国避开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呢？回答也许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胜任的，但寻找“罗斯福新政”期间那些能制止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措施是可能的。事实上，在大萧条中，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与其说是出于必然（这种必然性人们也经常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样的题目下进行讨论，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巴特），不如说是选择的结果

而这种选择最重要的含义，是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缓解。在大萧条中受到冲击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焦虑和不满也散布在整个社会。但不同阶层具体的感受及形成的倾向和主张又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在社会的两端，即大资本和社会的底层。大资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为社会冲突的靶子，底层则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一个提供饭碗的人，哪怕这个人是个恶魔。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理解“罗斯福新政”期间这样一种简单而明确的政策取向：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意味深长的是，胡佛时期偏向大资本的政策，最后导致的是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满。而罗斯福倾向穷人的新政，却为各阶层的焦虑提供了不同的出口，就连被抑制的大资本也因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而燃起了新的希望。复苏的经济为大资本带来的利益，显然加倍地补偿了对大资本的抑制，而穷人则在新政中获得了以制度为保障的生活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关系新的均衡的形成，社会矛盾的逐步缓解，政权基础的稳固，使得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极端思想的市场大为缩小。

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变革是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骨子里对自由的热爱，使美国人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都没有丧失最后的清醒，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的恶果的警惕，这一点值得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