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月十八日，胡锦涛在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公然删掉一段有关四个坚持的话，分析这种反常行为的背景和意图，暴露了中共在改革开放路线上战略性的决策矛盾和无能为力的困境。
北京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会的第二天，北京有外国记者来电告知，胡锦涛的大会讲话发生异常状况，有一段话竟然有意跳过讲稿，自我消声，不知用意何在？闻讯一惊，连忙寻找当天的“文汇、大公”，这两份中共在港的喉舌报，竟然对总书记如此重要的讲话，不循常规登全文。只得在谷歌上搜寻，找到后，打开新华网视频，仔细听了一遍“胡总”讲话。
讲稿中一段话有意删掉不读
果然发现在其阐明十七大的“十个结合”之第二点中有约四百字，在停顿几秒钟后，讲话中删掉不讲，而发布的讲稿中一直保存这一段文字。“第二”的题目是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不妨将整段摘录如下，粗体字是胡锦涛讲话中避而不提的部份。即讲话从“一个中心”直接跳到“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不发达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三十年来，我们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夯实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又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是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段话是这篇两万字讲话中最敏感的部份。尤其是后面“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句，已被有的报章选作新闻的大标题。
胡锦涛逐字照本宣科，一口气一字不漏地念完全文，为什么要删掉这一段不念呢？当然不是看漏了字，而是有意对大会出席者和实况转播至少上百万的广大听众隐瞒了这段话。
隐衷何在？我认为是暴露了中共决策层对坚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两难窘境，而这是具有战略性的内在弱点。所谓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这一中两点，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来的。当时总书记是赵紫阳，十三大主题报告是他作的，但这一中二点的提法的版权属于邓小平，他为了平衡党内的左右之争而于八五年提出，四项原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一九七九年在中央务虚会上郑重提出的“必须坚持”的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绊脚石
这个四项原则正如本刊上期张显扬先生所论述的，是毛泽东治国的核心理念，是三十年政治改革如天桥把式“只说不练”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上一贯反右的继续，是取缔民主墙、反自由化到六四镇压的依据。
因此，“四个坚持”是与改革开放相对立而存在的，是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邓已经把它和改革开放平行的列入“基本路线”之中，今天纪念改革开放的“光辉成就”时，怎样谈“四个坚持”，就是对胡锦涛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胡讲话中对取得成就的原因，讲了十点：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 坚守四项基本原则。
三. 群众路线。执政为民。
四. 市场经济。
五. 政治体制改革。
六. 精神文明。
七. 社会公平。
八. 全球化。和平外交政策。
九. 社会稳定。
十. 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
这十点概括了胡温执政的基本政策。胡讲话当然是为改革开放评功摆好、大唱赞歌，把改革开放拔高到与辛亥革命、中共四九年建国并列的“三次伟大革命”之一，通篇充斥“伟大”的形容词——这样做的原因，无他，中共高层明白，“改革开放”是他们执政权力的合理性的唯一依据，至少口头上如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四个坚持”只能被淡化、少说为妙，虽然不说不行。这就是前面所引那四百字在讲话中顿失滔滔的原因。显然，明年是老邓提出“四个坚持”三十周年，中共绝不可能再开个大会为“四个坚持”叫好。即使在通篇讲话中，虽然多次提到“四项基本原则”，也从来没有具体说是哪四项原则。其实，四项原则中最要害的一项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如张显扬所说其始作俑者胡乔木也认为“四个原则站不住，要从宪法中删去”。
从理论上、政策上、实际上、“专政”的根据已经完全不存在，现在中国的法律只有“国家安全”，早已扬弃“阶级敌人、反革命”的概念，因此，专政无理无据，四项原则也就失去存在的依据。但是，中国实际政治层面远非如此简单。不仅有邓小平这个被奉为神明的老祖宗不得违抗，（邓还是江、胡权力的直接来源），而且，江泽民、李鹏这班还有影响力的执行“四项原则”不遗余力的前辈在虎视眈眈，他们各据要津的余党也需要用四条大棒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当然，胡温并不是“四项原则”的反对派，可以肯定的只是，他们会认为，四项原则的提法，不利于他们执政，不利于他们对外营造开放的形象。他们没有勇气正面地放弃四项原则（毕竟四项之中还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只能玩玩这种欲说还羞的小动作（删四百字，不避文句已经不通）。从胡讲话中，那样一连四个“伟大”地恭维江泽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功绩！”也可以看到胡锦涛做小媳妇而难有大作为的窘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虚妄
不过，胡锦涛这篇讲话中有几处提法值得一评，并略加揣测。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列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原是中共理论的正宗标榜，在官方正式文件中，极少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这是共产党理论教条传统的特征之一，不容许标新立异。毛死后，有所松动，标准口号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挂羊头卖狗肉，行走资之实，已为世所共见。这次“中国化”之说，并无新意，套话之下，将马克思主义修定为“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又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这令人想起毛的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不必列举马克思主义一些公认的基本原理，稍有基础的人，都会知道中共走资路线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中国化”也不过是以马克思之名掩饰其违反马克思之实罢了。即以引进外资一项而言，从一九三○年斯大林下令国家垄断严格管理外汇以来，到毛时代中国外资进入零记录，都是奉行马列主义的结果。今天中国走资成功，正是拜外资进入之赐。胡讲话中，亦夸耀“使用外资累计近一万亿美元”。可以说这三十年之辉煌正是摆脱马克思主义羁绊的成功，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胡讲话提到《共产党宣言》，他忘了宣言的核心就是“消灭私有制”，中共不是在极力恢复私有产权吗？和苏共、欧共五十年代正面修正马列教条的勇气相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一句空话、愚弄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新花招而已，也是中共忸怩作态掩饰意识形态破产的又一次发挥。
专制制度与经济高速发展
二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真正原因。在这篇洋洋万言的讲话中，胡锦涛以中共一贯的“假大空”文风，解释三十年大发展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共产党领导的胜利，在归纳为前述十点之中，涉及经济的只有两条，第四之市场经济，第八之全球化。对于三十年造成的严重的大量的负面社会后果，只用了二百字敷衍塞责。对于家喻户晓的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侵犯民权、三农问题、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只字不提。仍然是毛时代“报喜不报忧”、“气可鼓不可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党八股的一脉相承。
尽人皆知，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在“引进来，走出去”这六个字背后，隐藏的实质是大量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利用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力和资源，使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赚取大量外汇顺差，积累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二○○八年已达二万亿美元），肥了工厂主，苦了打工仔。考虑到尚有三亿贫穷人口（按卡内基基金会一人一天一美元消费标准统计），和中国的极权体制，中国的致富模式只能是一种暴发户式，一种使多数人付出痛苦代价（如住房、医疗、教育的缺乏）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一种不择手段，国富民穷的机会主义模式。在此模式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共同瓜分了西方投资中国的巨额回报。
最近，前港督彭定康说了一番颇堪玩味的话，他说：“中国的威胁，不是它的廉价商品，而是消灭了民主的致富方式。”彭定康的话也是对美国学者雷默（J·C·Ramo高盛顾问、清华教授）二○○四年提出“北京共识”的回应。以前八九民主大潮时有个“华盛顿共识”，提倡私有化、自由化、小政府。在拉美，苏东各国有成功实践的记录，开创一条民主制度下贫转富的道路。俄罗斯二○○六年已为世界银行评定为“准发达国家”，捷克、匈牙利等国则是发达国家。
历史也证明，专制制度下经济发展早有先例。早在十九世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政，严厉镇压社会民主运动，却也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工业产量达英法之和，称霸欧陆，甚至首创了一套保障工人的社会福利制度，延续至今。二十世纪希特勒上台一样有过可观的经济成就。即使斯大林独裁制度下，直到苏联后期，尽管在冷战中受军备竞赛之累，有农业、第三产业的失败，但其工业、科技、太空、教育方面亦有骄人的成就。而且，苏联这些发展真正是“自力更生”所取得，完全不借助外资。但是，人民对幸福的追求，绝对不限于“国民所得”，他们还要人的尊严、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这是欧洲和苏俄历史演变已显证了的真理（亚洲也不例外）。
换言之，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完全不能反过来证明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而是正好说明，其政治体制迟早要作出改变。很反讽的，这种改变也符合马克思哲学的一条根本规则：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
提出小康，现代化未来的时间表
三是时间表。胡锦涛讲话提出了一个中国未来进程的时间表，虽然其表述形式同以往中共领袖毛邓以来，无数次信口开河一样，不严谨、不负责，因而没有信义。但反映了怎样的心理状态，值得捉摸。
胡在讲话结束前说：“我们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实现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胡还提到在建党一百年时建成小康社会，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因此，胡的时间表明确了：
2021年建成小康，2049年实现现代化。
这里有两个看点，其一是比以前的提法推迟了，小康社会原拟在二十世纪实现（即2000年），推迟了二十年。现代化也由周恩来早提过在“本世纪末”实现（即2000年），现推迟了五十年。其二是，小康也好，现代化也罢，标准为何？力倡“科学发展观”的胡老总没有给出指标（当年老毛搞大跃进，超英赶美，还有一个“主要工农业产量”的指标），其实，小康是一个形容词，就像胡讲话多次使用的“伟大”一样，怎样量化？多少钱是小康？多大是伟大？十分笑话。
更何况，胡锦涛的小康，现代化完全没有暗示其人文内涵，一个现代化社会是不是只有ＧＤＰ，没有人权、法制和民主制度的建设？暗示也有的，那就是讲话中几个刺眼的提法，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折腾、反对西化分化图谋、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时间表的最后目标，更令人惊讶。胡锦涛竟然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时间，提到几代人至几十代人的量度之内。除非故弄玄虚，这个时间，以二十年一代计，将是从数十年到数百年的范围，远远超过其现代化所需。
这意味着什么呢？莫非社会主义制度真是一个“天堂”式的理想？中国宪法第一条就指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又作何解释？莫非这根本制度六十年尚未实现？或者这个制度带有根本性危机？
莫明其妙。这样严肃的大问题恐怕要请教中央党校的教授了。
（2008-12-21香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