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亶文


从年初的雪灾到“5.12”大地震，2008年频发的天灾一次次把人的生命置于天地间孤立与脆弱乃至绝望的状态。由于电视和网络等现代传媒所具备的同步效应和现场效应，让所有人都以极为直观的方式面对了这一切，当人们亲眼目睹同类的生命在绝境中消亡和他们的家园在霎那间崩溃，人性中本能的悲悯之情也被一次次地激发了出来，并以最快的速度弥漫成举国性的哀伤。

2008年是国家计划中的盛典之年，用来向世界显示国力昌盛的奥运会和夸耀执政党业绩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都已精心预备呼之欲出，华丽的抒情和足够丰富的赞美也早已酝酿成熟亟待张扬。国家需要盛典来鼓舞人心，需要营造盛世的繁华来掩盖社会矛盾的积累，公众也需要盛典来获得刺激和安慰，需要在大国崛起的幻象中完成与世界文明的同构。然而，突如其来的天灾却无情地展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大雪中依然只有回家一条路可走的农民，他们艰难的挪动表明高速增长的经济是以牺牲社会公平换来的；地震时最先垮塌的大多是校舍而最不容易倒掉的往往是政府大楼，幼小的生命显然葬送于无耻的贪腐；雪灾发生时还饱受诟病的国家应急机制，在短短几个月后却能做到迅速集结，而同样应该成长起来的民间自发的救助体系却始终受制于种种局限，则再一次表明集权体制容不下任何形式的公民自主行为。

由于我们的国家有一个最喜欢把坏事变好事的政府，这个政府也最善于在民众中间调动同仇敌忾的情绪，因此灾后的废墟很快就变成了“多难兴邦”的政治图腾，哀悼同类死亡的悲情也在“雄起”的嘶吼声中完成了最后的渲泄。天灾的本质是大自然的一次意外，后果是让无辜的生灵经历一场生与死的劫难，由于生命的价值只能以个数来体现，所以天灾所危及的也只能是个体意义上的每一个个人，而谈不上是对一个民族的挑战，更无关于国家的尊严和前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原本属于自然界的无意之恶中故意引入“多难兴邦”的政治阐述和政治鼓动，其效果就是成功地回避了国人对天灾中相伴生的各种人为罪责的追究，“雄起”之声既喊出了人不屈从于大自然的自尊和自傲，还同样可以被解读为某一个族群籍此向外界的示威。

2008年，中国政府成功的利用天灾调动了民族主义狂潮，转移了国民对改革三十年后种种现实困境的关注，也再一次引导公众把国际上对中国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指责视为恐惧中国崛起的敌意。然而，雪灾和地震尚属不可防范的天灾，“毒奶”和矿难却明显是因制度而衍生的人祸，难辞其咎的当局便只有依靠专制的高压来严防真相的暴露。

于是，2008年突发的天灾和因天灾而裸露在苍穹之下的累累尸骨，丝毫未损这个国家对盛典的期待和渴求狂欢的欲望，因人祸而导致的死亡与伤害则被“封口”被屏蔽被消失，更莫提“问责”二字。在一个只愿意彰显国家形象而轻视个人存在的国度，国家的盛典显然不会因为有太多的死亡而减色，唯独能令某些人感到不快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华美庄严的盛典竟然始于火炬传递途中引发的抗议浪潮，自恃泱泱大国以为普天之下都会与己同庆的愿望顿时沦为笑柄，几近于围剿的追逐把官方设想的狂欢变成了一场紧张的对峙。

紧张的对峙，贯穿了2008年的始终。在天灾与人祸相交的背景下，国家的盛典与狂欢竭尽奢华；在大肆张扬三十年改革辉煌成就的礼赞声中，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缺陷和持续拉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日益增加着社会动荡的因素；在堂皇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帜下，却总是有一些人民在艰难而又无望的上访，总有一些冤情不是得到了声张反而还在不断加剧。如果说天灾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对峙，那么一系列同样带有灾难性质的人为形成的冲突，则凸显了党权与人权、官意与民意的对峙。

从瓮安到孟连再到陇南，甚至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从一个人单身杀警到数以万计人的群起围攻，民间抗暴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意味着在制度性压制下被压制者对这个制度的反抗已经趋于普遍和激烈。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和肆无忌惮的官权欺民，无疑都是直接引发矛盾的根源，而以溅血的暴力来收场，最终又往往会成为官民对峙惯有的结局，和谐社会的谎言因此不攻自破。无论一个人的杀戮还是上万人的群体抗争，几乎无一不是因为绝望于依靠官方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才会使“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原始正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和仿效，这无异于是给了这个自我标榜的法治社会一个最残酷的讽刺。

而紧张的对峙之所以成为一种常态，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官方的恃强凌弱逼出了民众的以暴易暴，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民间长期坚持的理性呼吁始终未能获得官方善意的响应，甚至还会常常招致更加严厉的整肃和更加强势的压制，其结果却证明了越在重压之下出现的反弹越会呈现出强劲的爆发之势。

中国的2008年，就是以这样一种充满矛盾、并且总是用最极端的方式来呈现矛盾的特征进入了人类的编年史。紧随其后的2009年则在刚刚开始之际，便已经有了两大悬疑，其一是经济的衰退是否会更加激发对制度的反思，其二是制度性的变革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局的诚意，而这两大悬疑也就注定了2009年中必然会充满躁动的期待。

今天置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中国经济，无法再有独善其身的侥幸，以投资拉动和外贸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也再难维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与2009年结伴同行的持续低迷的股市、陷于僵滞的楼市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在贬损财富的价值，更在挫伤民众对未来预期的信心，以致无论出台多少利好政策，也迄今未见市场的复苏，而这一切又都在预示着远比经济危机更令当局难堪的政治危机正在临近。

假如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当局还可以通过炫耀高速增长的GDP来转移民众的不满和缓解社会的焦虑，那么与经济衰退相伴生的民生困境，则必定会引领民众逼问制度困境的由来和催生制度变革的共识。2008年底公布的《08宪章》，显然就是一份集合了多种人群共识的文本。遗憾的是，随着当局拘捕《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宪章》联署人进行施压，民间寻求制度变革的尝试再次遭到蛮横的拒绝，当局传递出的信号明显的就是仍将继续固守现行的体制。

可以预见的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和争取仍然会主导2009年的官民冲突，经过三十年改革而越来越无法回避的体制性障碍，其本身就证明缺乏政治制度保障的经济改革难以造就全民共有之福，因此权益之争的实质还是在于对体制的固守和对体制变革的期待。而问题则在于，如果体制的变革是早晚之必然，那么这一变革的起始究竟是靠什么力量来推动？如果说《08宪章》的发布是促进公民自觉表达的一次契机，那么在2009年的诸多期待中，官方与民间对其各自会有怎样进一步的反应，无疑又是最值得期待的。


2008年12月30日初稿

2009年1月5日定稿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