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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慕娴
从知道中共香港地下党有一条“灰线”之后，我想起了我的二哥和三哥。在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前后期，地下党在香港组织了数不胜数的青年活动团体，有歌咏团，联谊社，剧艺社，“香港学生”读者俱乐部等等。那一股势如破竹的爱国热潮直卷香江，让两位哥哥无法抵挡。
那时，我家住深水埔钦卅街，有兄弟姐妹九人，两个母亲，我排行第四。父亲是无线电技师，由於韩战爆发，美国实施禁运，他被迫从无线电台提早退休，常常失业在家。一家人在贫穷线上挣扎，收入仅够糊口，学费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记得那时饭桌上难得有鸡鸭鱼等肉类，个个孩子都嘴馋得不得了，只要厨房传来母亲一声“开饭啦！”大家如军队冲锋陷阵般拥到饭桌边，霸占有利阵地，以便来一个罗通扫北，把仅有的饭菜一扫而光。我们有一个不明文的规则，就是谁先冲到饭桌边，谁有权大声喊话指认自己最喜欢的一碟菜汁，等到这碟菜吃光了的时候，就可以用白饭蘸着汁来吃，味道真不错。因此饭后的每个菜碟都干净得可以照镜。我们几个年纪小的总是迟了一步，不过也可指认盛饭的杓子，饭吃光了，杓子上还有不少饭粒呢！
我家二哥是喇沙英文书院学生，三哥在油麻地官立中学就读。他们都常有一大群同学来家中谈天开会。二哥常常外出又从外面带回一大堆“香港学生”和“学生文丛”等刊物，神神秘秘地放在床脚下。我忍不住好奇心，偷偷地打开来看，原来都是一些我不大懂得的关於革命呀，爱国呀等内容。妈妈总是很担心他们的活动，常常禁止二哥出街。有一次晚饭后，二哥嚷着要出街，妈妈下令“不许”，远远的从厨房里喊出来：“不准出去”“不准出去！”二哥却不管，开了门就跑出去，妈妈从厨房里冲出来，流着泪在门上喊着二哥的名字。我在门边看着，心里既不安又好奇，等妈妈无奈地关门回房后，便赶紧静静的开门下楼，远远地跟着二哥，由福华街头跟到街尾。只见二哥走上一幢旧房子的楼梯，我走近楼梯脚下一看，直直的楼梯顶墙上挂有一个招牌“香港学生”。二哥在楼梯顶上回头一看，气极了，走下来，带我回家，一路上甚么也没说。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
在二哥众多的同学中，有一位同校高一级的同学朱大哥常来我家。他中等身裁，瘦削，为人和霭可亲。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非常关心同学，无论家庭问题，学业问题，恋爱问题，事无大小他都会关顾到，很得同学的爱戴。像是众人的兄长，也是一位领导人物。
１９５１年底，香港东头村木屋区大火，灾民逾万，亲共团体组织了不少赈灾活动。翌年３月１日中国原定派出“祖国同胞慰问团”来港的当天，被港英政府临时拒绝入境。当时许多亲共人士已经等在尖沙嘴火车站上准备迎接慰问团的到来，突然听到这被拒的消息，非常震动，群情汹涌。人群开始由尖沙嘴沿弥敦道游行，行经百老汇戏院时，愤懑情绪已经很难控制：推翻车，掷石头，捣毁橱窗，竟演变成失去理性的暴动。港英当局出动防暴队，发射瓦斯弹，引致一死多人受伤，百余人被捕。是为三一事件。
那一天，我正与几个同学聚在一起温习功课，准备应付小学会考。但各人精神分散，无心温习，记挂着尖沙嘴火车站。突然不知谁提议一起去尖沙嘴看看，大家同声赞好，赶忙收拾书包准备出发。一位家长见状，立刻劝阻，经一番劝说终把我们劝服。我回家后发现二哥三哥都不在家，妈妈焦急得不断淌泪。等至晚饭时份，才见他们与朱大哥一起回来，二哥面上流血被朱大哥扶着，三哥不作声，神色诡秘又兴奋，嘴角间露出隐隐的笑意。不用查问，一定是参加了游行示威，幸而二哥只是皮外伤，并无大碍。几十年后，二哥向我承认，他的确参加了喇沙书院的一个地下党学习小组，而领导人就是朱大哥，可幸的是他始终没有被发展成为党员。
其实三哥也常与一班非常激进的同学在一起。我曾被邀参加过一次飞鹅岭旅行。到了山顶，那些男男女女都非常热情地唱苏联歌跳苏联舞，开口闭口马列主义，世界革命，与朱大哥他们的言行思想有点不同。后来我明白了，这一群是第三国际的托洛茨基派或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三哥最终是跟着二哥被朱大哥他们所团结掉，而离开了这一群。长大后我常感慨，这大时代的感召啊，无处不在，你哪能逃脱！
就在我快要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妈妈，大家姐，二哥和三哥一起，坐在房间内谈了很长时间，像在商讨甚么重要的事情。后来妈妈哭着告诉我，二哥和三哥就要离家北上广卅读书，而当护士的大家姐也同意了，并且答应给他们经济上的资助。父母亲无论用甚么道理，甚么方法也无法劝阻，只好无奈地同意。母亲说，家里这么穷，下面还有六个弟妹，原指望他们毕业后出来工作帮补家计，现在一下子甚么希望都没有了。可是，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广卅在何方，只觉得事情很新鲜，很刺激，完全没有感受到母亲的苦楚。
那时候，响应祖国的号召，回国读书，建设祖国是许多香港青年学生的思潮。大批大批学生离开家庭远赴北京，武汉，上海，广卅等地升学。当时的香港大学是最高学府，是富贵人家的堡垒，只有少部分官校的精英才有机会入读，广大中下阶层学生完全没有出路。因此，回国升学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既为国家，也为自己。
但是许多学生并没有得到家长的同意，硬着心肠背着家人偷偷地溜出来，掉下那些伤心欲绝的父母亲不顾而去。在离港前一晚，相聚在我家的同学有十多人，其中北上学生中，就有一位瞒着家人匆匆走出来，两手空空，甚么也没有带备的同学。朱大哥和一些送行者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床棉被让他带上，还嘉许他的勇敢，场面真是感人之极。
第二天，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二哥和我谈话。他叫我今后要热爱祖国，祖国将会强大，人民的生活将会更幸福。小学毕业后一定要进入香岛中学读书，因为这是一间爱国学校。以后如有任何困难，可以去找朱大哥。这就是二哥当时的信念，他把信念传授给我，为我今后的生活道路指示了方向。我默默地聆听着他的嘱咐，思想不知不觉之间经已完全接受了感染，不会再作其他选择。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喃喃自语：“奇怪呀！这个阿朱动员了这么多人上去，如果真这么好，他自己为甚么不去？”唉！父亲不会知道，我也是后来才明白，朱大哥是地下党员呀，动员学生上去读书是他的任务，他自己还要留港为党工作呢。（朱大哥是推算地下党员，即是用数学公理推算出来的。如六加X=十，即X等於四，或X十Y=X十Z，即Y=Z。这种经数学公理推算出来的地下党员，无需质疑了。）至於二哥和三哥北上求学的经历，那是后话了。
香岛中学在哪里？我本一点都不知道，想方设法查问到之时，原来已是新生报名的最后一天，手续是要缴交报名费及相片。我非常焦急，我甚么也没有，也不能求助父母亲，他们不会支持。情急之下，想到了朱大哥，结果他带我赶及在最后一分钟内报上名。如此这般，我走进一个红色孤岛，更一步步地踏进了地下党王国，展开了我那痛苦的人生。
我一向视朱大哥为我的爱国启蒙老师，对他尊敬，感激，从没有怀疑过他教导的道理。自从哥哥们离港北上之后，朱大哥进入港府部门任职化验师。他仍然经常来我家，关心我们的经济情况，筹集款项资助我们，使我们非常感动。他还特别看顾我，有甚么旅行呀，游水呀，看电影呀等活动，总不忘带上我。在他的影响下一种模糊的关於祖国的概念油然而生。他们一群没有北上的同学常有聚会，有时在同学家里，吃饭，打桥牌，没有甚么政治内容。许多时我坐在一旁听唱片，一套歌剧“白毛女”让我听得滚瓜烂熟。有时人数较少则在朱大哥的家聚会。朱大哥在姑母家寄住，那是一幢房子的顶楼，在通上天台的楼梯有一转角空间，朱大哥把这空间搭成一个小小的阁楼，可容纳我们七八人团团围坐一起，谈天说地，没有人干扰，没有人偷听，最是安全。谈话内容较多涉及祖国和政治，原来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的聚会。朱大哥还送我胡乔木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看后，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有一个共产党。在我参加这儿聚会的后期，常有一位人物出现，他叫何荣基（现已去世），以前从未见过。我推算他也是地下党员，也许就是朱大哥当时的领导人。
大约在１９５３年左右，有一天，朱大哥突然找我谈话：他说，因为我已进入香岛读书，我的一切应归由香岛关心及处理，他今后将不方便再与我联络。听他这一表白，我没有难过，模糊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工作的分工。一方面我在香岛的生活已上轨道，很充实愉快，另一方面是我对他的信任，相信他的决定一定有原因。经过多年后的成长，我终於想通了其中的原因。这是关系灰线与红校的不同系统。而且，当年１９４９年前后地下党所组织的青年活动团体，因港英政府立法通过社团条例，拒绝社团注册，取缔社团活动，十人以上聚会可成非法集会而入罪。至５０年中，地下党共有三十八个团体被迫停止活动而解散，只有“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学友社）”和“业余音乐研究社”获得注册而幸存下来。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终止与党团员的联系，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我相信那时小阁楼聚会期间，朱大哥是失去组织关系，没有领导，完全是他遵守党性原则自发坚持的。而后来何荣基的出现正是恢复组织关系的证明。朱大哥对我说的一番话，说明他有了新领导，新任务。他的组织关系属於隐蔽的灰线所领导，为了安全保密，就不要再与我这个较为暴露的红校学生交往了。
但是，我与这位朱大哥可真有缘，双方并没有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可见世事真是奇妙之极，不能不信上天一定有一个主宰。一次有人邀请我去看青年会口琴队（YMCA）的演出，向舞台上一看，赫然看到了朱大哥竟安然坐在乐队之中，悠然自得地吹奏着，令我大开眼界。怎么？他甚么时候学会了吹口琴？啊，我很快明白了，这就是他的新任务，青年会口琴队有党组！（后来我在学友社建议组成口琴组也是由此而触发的）另外，学友社芭蕾舞班有一演员珊珊，她的姐姐芳芳也成为我的朋友，后来又成了朱大哥的太太。（因而推算芳芳也是地下党员）我去看望珊珊的时候会有机会见到朱大哥，可略知他的情况，由此我也会把自己的近况向他们报告。芳芳在崇基学院毕业后到文理英文书院教书，当然是地下党的安排。这间书院的负责人是中共的统战对像是早有所闻了，后来又知道学友社的另一地下党员也被派进该校工作。文理有地下党组织？谁知道这间学校收藏了多少地下党人？
当１９６７年反英暴动进入高潮，港英政府搜查了学友社社址之后，我被朱大哥接待到他的家里过了一天一夜，吃饭，休息，闲谈，好像是犒赏三军似的。在这种革命热情高涨的气氛下见面，却又碍於彼此不同的组织关系，有许多话不能直说，只能两眼相望，心照不宣，互道祝福。朱大哥对我说：“你们做得很多，做得很好，很有成绩，辛苦了。”俨然一个领导人的口吻。我说：“你们不也是努力工作吗？不同岗位罢了。”他默认了。那时真有一种革命同志间互相鼓励，互相关怀的热切之情呢！
此后，直至１９８２年我移民后回港一行，才再与朱大哥夫妇见面。他们一家请我吃饭，当时所见到的朱大哥已经面目全非。他目光迟钝，精神不振，很少说话，令我非常震惊。听说是有病。我估计由於四人帮下台之后陆续揭发出中共的罪行，对他的打击相信非常之大，内心的挣扎无法平息而至病倒。他们在１９９４年间移民加国，我们又再见面。这时朱大哥已回复平静健康，兴趣转移到古典音乐的研究，他说这是拜青年会口琴队之赐。不再听见他谈及祖国，谈起过去的事。等我把我写的关於地下党的文章给他看时，他好像被吓了一大跳般，原封不动退还给我，不敢看。看来他的脑神经已经脆弱得再也经不起地下党事的刺激。这令我非常失望。自此，为了不再有地下党事打扰他，我自动完全停止与他们的联络，心中再别无牵挂了。
我不知道朱大哥这个为共产党工作了一生的地下党员有没有退党，但我清楚相信他们不会再为党做事了，这是我最大的安慰。对於这样的一个地下党员，我会谅解，怜悯和宽恕。我只有一点无法想通，常常悬在脑子里，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容易就把过去在地下党所做过的事一笔勾消，当作没有发生过一样，而犬儒地活着？你为党干过甚么？你带动过多少人投共？能这样容易忘记吗？而这个地下党现今还在香港夺权作乱，欺骗市民。我们能视若无睹吗？（下期待续）
“开放杂志”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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