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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
中共张罗着纪念改革开放30年，这边是推行它所谓“土地新政”，那边是发动学习“科学发展观”运动，而金融风暴呼啸而来，看上去“过热”的经济一下子又面临下行的严峻形势，弄得手忙脚乱，忙不迭地求助于凯恩斯主义救市方式。有学者明言，中国过去那种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应对危机、拉动内需，最根本的是转变经济模式，还权于民，特别是把土地权还给农民，把国有体制垄断的资产性财富向民众开放。应该说，这是根本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之道，也是“科学发展观”应该有的视野，只是，中国共产党对此，还根本不感兴趣。
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迹象，是所谓“批判普世价值”的闹剧。
据说，这与中共党内的争斗有关，因为温家宝在对外讲话时对“普世价值”多有肯定，而这种“内外有别”的说词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免不了对内也有所影响，同时，“宏观调控”失误看来更对温先生本人的地位有所威胁。中共高层往往显出认同“普世价值”的姿态，同时又放纵其御用文人放肆地诋毁“普世价值”，或许，所谓认同只是表面文章，而“批判普世价值”对中共党内争斗有用，对控制民众思想也有用，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
然而可笑的是，中共的所谓“理论家”或吹鼓手们本事实在有限，讲不出多少象样的道理来，更多的是胡搅蛮缠，把问题搅成一团。他们以为，人们视为“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等观念，只要给它们扣上一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帽子，给它们冠以“西式的”前缀，自己就占领了制高点，不仅用自己手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可以将其批得体无完肤，更可以借助民族主义的高涨人气而“御敌于国门之外”，重整被改革开放搞乱了的思想意识形态之河山，重温自己那些教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旧梦。
可悲的是，这些可怜的人们忘记了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实际进程，忘记了中共自己曾经标榜的对自由、民主之“普世价值”的拥抱。当年，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投奔中共，正是因为他们内心里向往着自由、民主。桂涛声作词的《在太行山上》，一开始就是，“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而公木作词的《八路军进行曲》，唱的是“我们是善战的前卫，我们是民众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永远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后来作为解放军军歌，才改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而公木本人后来在“反右运动”中则成为中国作协的最后一个“右派”。那时，毛泽东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承认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现在，中共的这些御用文人对着“普世价值”一阵阵地狂吠，倒是直率得有几分可爱，露出了他们右翼、专制的本相。
这些御用文人批判“普世价值”，不妨碍他们抽象地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甚至不得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在理论上，他们抓住一点：“根据社会经济关系来确定价值的内容”，倒也不错，但是，具体地分析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他们的“理论”就要露出马脚，这样他们就只能抽象地谈论其所谓“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把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都斥之为“西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一概地拒绝。
的确，“普世价值”不是绝对的，它们是存在的反映，会随着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实际上是以市场经济为根基而发展的。市场经济出现在人类生产中出现剩余之际，它在自然经济的卵翼下长期缓慢地发展，直到近代，才逐渐地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这些观念，也就逐渐地取代专制、等级以及“君权神授”之类的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更确切地说，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其中后期阶段，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之际，这些“普世价值”受到现实变化的强劲支持，才越来越不可避免地“普世”起来。
市场经济时代跨越数千年，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形态，这样，人们对于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这些“普世价值”，很容易产生比较抽象、绝对的看法，然而，经历了那样漫长的发展过程，人类毕竟对它们有了许多很具体的实践和认识。例如，自由意味着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民主意味着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权力之间的制衡，其具体表现即为普选、多党制以及三权分立等等。这些实践和认识，不是简单地斥之为“西式”就可以否定的。恰恰相反，“普世价值”体现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全世界的人们或多或少地都看在眼里，头脑中也多少有些思考，就或多或少地实践起来。“普世价值”之所以愈益“普世”，若是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宣传，那倒真是简单了。
社会主义的观念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前期，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人权、公平、正义观念的一种特殊表达。马克思恩格斯以其哲学、经济学研究，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观念，把社会主义定义为比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为其最高阶段）更高的发展阶段，而现实的发展中，垄断资本刚刚露出端倪，资本主义刚刚要进入其中期。他们在社会现实面前，承认了自己一度发生的政治观念错误，即赞同“不断革命”，在政治上回到了“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的立场，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观念基础。社会主义的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第一步是以唯物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其哲学－经济学基础，第二步是否定“不断革命”，确定其政治实质为“多数人的革命”。这第二步有着修正的意味，但是，他们的这一修正未能真正展开，“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他们身后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共产党坚持体现着“不断革命”观念的“共产主义”，在市场经济“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尚在发挥之际，坚持要以国有体制改造社会，要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它们不得不象考茨基说的那样，“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于是，在实践中、在观念上，它们就不能不与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普世价值”发生对立，进而发展到持续的对抗。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意味着更高程度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在现实中，却找不到足以支撑它们的基础，因为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只能扬弃市场经济“普世价值”而发展，它本身实际上是孕育在后者之中，要另起炉灶，根本就是空想。一代政治大师毛泽东不断地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企图“在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涤荡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新观念，结果也是枉然。
这样，也就难怪共产党人要在“普世价值”的抽象与具体之间打转转，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说清楚，在市场经济的现实阶段上，他们所谓“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究竟有何特殊之处，无法说清楚“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或“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与一党专制究竟区别何在。他们难以否认，离开了所谓“多党合作”中那些被阉割了的“民主党派”，他们的政治体制只是脱去了一些包装，根本无损其实质。
不过，把专制的隐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却是一件难度很高的工作，共产党御用文人们当然为自己的本事而自豪。他们甚至激动得忘乎所以，以为“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真的已成现实，真的可以同现实世界中的“普世价值”相抗衡，就在自己描绘的幻象面前手舞足蹈起来。
看清楚这种表演的根底，有益于人们的心理健康，而免除或无视这些人们的表演乐趣，则似乎过于残忍了。那么，就让他们表演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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