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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宇极
二零零八年无疑是一个灾难之年，每个月几乎都有震惊全国的事情发生。中国向来有宿命的说法，认为中国逢九必有灾难。这一点当然远不可证，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由于长久的灾难和冲突，已经分不清哪一年才是最为灾难的。我们唯一能够确知的是，在这一百年，民生多艰，中国的百姓很少能够过上有幸福的日子。尽管如此，在余世存先生文章《胡曾颠覆》中提到的一个奇特事情，还是颇具反思意义：有人曾经向他讥讽中国的国民，说无论是怎样的贫穷困苦，他们对政治的关心都不稍减，甚至对于遥远国度的灾难和战争也如同家事一样，时刻成为谈资。余先生在文中没有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也就是中国的百姓为何如此喜欢谈政治，谈时事，谈国家民生，而不顾自己的生活。
我以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是一个政治化的国家。严格来说，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不同点在于，中国是一个存在严格政治等级的国家，这不但表现在现实中，也凸现在心理上。在一切的领域上，只要涉及到政治上的关系，都要遵循政治至上的原则，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叫做“政治挂帅”。中国的国民无论存在于乡村或者城市，都会因为自己能够挂靠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除却夸耀的心理满足之外，一般来说，在他所在的群体中还可以讽刺性的变成显耀人物的既成事实。由于如此许多这样而来的无形资本，他们力所能及地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的政治方向，以及中国可能的未来，他们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关系现在的自身荣辱与渺不可知的遥远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国民关注政治实际上含有向政治权力献媚的含义在里面，也就是他们默认政治权力在生活中的合法性，并希望得一杯羹，同时以自己在政治上有独到的见解希图成为心理上的显贵，这是独特的中国国民政治智慧。
如果以现实中喜欢谈论政治并在政治上所谈及的深度和秘密程度划分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越喜欢谈论政治，越大而不着边际，越缺乏洞见的，越靠近政治贱民的地位，越容易享受“你们算个屁”的地位和待遇，这是严格的现实政治等级划分。中国政治权力之所以有如此的强大的力量，说明了中国政治的本质仍然是分段控制的，它按照官职和地位的等级严格区分公民所能享有的政治权利，仍然是不在乎群体力量的传统政体。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革命先驱国民党的国父孙逸仙先生所希望达到的五权分立的政府尚不存在，三民主义的理想也不曾有，甚至美国人所讲民治民享民有的社会在中国也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距离这一日益被普世公认的良好政治体制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国民之关注政治变成关注有限政治，谈论政治变成不能实践政治。这同时也表明，在事实上，中国的民智开发仍然处于虚弱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也仍然未具有参政决心，处于隐形游离的状态。
中国的知识界仍然没有形成真正的阶层力量。中国的文化人从来都是懦弱的，尤其是在一个被各种理论分化的中国知识界，更是从来没有承诺承认过一种曾经能够达到的共识。他们虽然表示出特立独行的架势，表示出极大的热忱，甚至极大的勇气来对未来和现实发言，但他们所做的从来都是享受政治的荣誉，在实践上，除了几十年来的表态，从来没有做出任何一种现实的行动，他们知易行难，所做出的都是领袖的姿态，鼓舞一些无知的年轻人或者异议群众勇敢向前，而如果如其所愿的在这些人折戟沉沙之后，就开始常年的沉默或者再次表示对政治层面的效忠。简言之，中国的知识界一向希望代表的是中国社会的大脑，中国国府的智囊，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实现了这一点，但是中国的知识界从来没有或者亦不希望能够扮演中国的良心和实践良心的行动之足。这一切让我们无限向往民国期间的知识分子，虽然在强大的权力以及蜂起的战乱之中，仍然能够表现出应有的风骨，甚至亲自在贱民中间发酵，这一切，都已不见于现在这个和谐发展努力向前到处是知识分子和导师的庞大社会。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至少存在三种激烈的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共同性可言的思想力量，这混乱但又清晰的表达使今日的中国至少呈现出三个不同的中国意识形态面貌，分裂的官方与民间思考的政治城邦。按照左派的说法，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中国右派力量主张中国实现宪政，并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体制，尊重中国的人权，同时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保障产权制度，并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将实现光辉的未来。按照右派和左派的说法，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理论，简直可以称得上非常容易概括，就是保持现状并摸着石头过河。第三种意识形态最难以概括，因为在其内部分化十分严重，按照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认为，中国的新左派力量着眼全球，激烈反对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反对中国过分的国企改革，要求保障中国劳工权益，同时在相当的程度上进行联合。在这样的基础上，还分化有五花八门的左派或右派力量，但总体上来讲，他们的意识和官方同样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果我们不把至今仍然希望中国走向孔圣先师的力量算在里面，而被理论界所常常表述的三种意识形态的势力又属实存在于中国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三种意识形态根本不存在对话的任何基础，把他们的着眼点融合至全球的政治体制走向来看，分别代表着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三种中国面貌。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一直与新左派有激烈的争吵，但实际上，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右派，他们的理论思考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讲，最尴尬的一点在于，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立足于何处？无论是左中右还是其他什么样的派别，毫无疑问都主动的聪明的绕过了现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强迫自己装做视而不见的样子，对其他派别进行理论攻击。这种可笑的论战方式再一次说明中国知识界的犬儒化生存，并说明其争吵的目的不过是进行表面上的演出，本质上仍然不过是精英化的稻粱谋取。事实上，正如每一个人所看见的那样，只有被左右两派都主动忽视的沉默力量才是中国的主导力量，才是事实上引导中国的实体思想成就。可是，有谁能够与它形成真正的争鸣呢？
顾炎武先生讲士大夫之耻为之国耻。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和享有的状态是其国家未来的希望。常年的沉默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使中国原有的道德风尚被一扫而空，中国礼法社会被迫消失，变成了一个国家压倒社会的强大的精神共同体。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一切有能力摆脱政治贱民地位的人群日益引领着一种脱离政治的政治道德风尚，而崇尚于无知、物质和政治崇拜的奢靡的堕落的中国美德。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由于物质的主导而让一个庞大的帝国走向繁荣稳定和幸福，更没有一个时代，由于物质的繁华使一个国家获得了强盛的动力，恰恰相反，就我们所知的一样，中国的历史总是物极而衰，而罗马，就是这样颓然坍塌。如果一个国家只享有物质，只注重经济的发展，那么它如何让才能拥有灵魂的存在？现在看来，中国国民的喜欢谈论政治不能为后代带来任何的可值继承的东西，恰恰相反，他们的后代也仍然要在政治谈资的漩涡中努力挣扎，享受不属于自己但被强加到自己头上的政治谈论家的生涯。我们无疑可以确切的得知，未来的中国风尚将是灰暗的，无道德的，到处毁灭和不思拯救的，这意味着中国在日益失去一个世界，日益失去一个时代。
灾难永远不会第一时间离开，也就是说，无论何时，发生灾难固然是值得人们震惊沉痛的，但真正的灾难绝对不仅仅存留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而是要长期地潜伏在下，在悠长的岁月里不断爆发。二零零八的灾难后继工作无疑还要持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要不断地支持灾难的人走出痛苦，同时还要避免新的灾难加大这个国家的伤口，毫无疑问这些都要带入到让人悲观的二零零九年。由于如此分化的力量和走向，我无能给此年一个精准的展望，我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正如基督在圣经中的教导，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我相信一切眷恋物质而抛弃精神的必然和凯撒站在一起，一个不追求永恒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和未来，也只能够停留在原始的部落蚕食阶段。而我们未来的希望之光，仍然在于维护生活美德，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与上帝靠得更近，更接近于尘世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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