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大跃进的后果预测

祁凤还


二〇〇八年中国大陆高调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中共力抓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改观评功摆好。另一方面，却难以粉饰中国社会的诸种重大危机。因此，胡锦涛虽以邓小平的坚定继承者自居而力言继续改革，但他还是公开地讲要把二〇〇九年的情况估计的更坏一些。但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中共拒不明确地标出民主路线图、给出时间表，根本就无法取得民众的基本信任，它只能"历史地"选择大跃进的套路来"闯关"。回顾历史，第一次大跃进，本质上是对蒋介石谶言"共产党搞经济不行"的回击，结果大饥荒使中国付出了高于八年抗日与三年内战死亡人数总和的代价。第二次大跃进，是为对付二十年前"六•四"开枪引发的危机，邓的"胆子再大一些与步子再快一些"之论在政治上养成以江泽民集团为首的无数个腐败团伙。

目前，胡温为对付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突改从紧宏调政策，开出四万亿刺激内需大单。各省市不仅"跑部要钱"，而且还弄出合计超过十万亿的地方计划——第三次大跃进已经开启。以政府为主导的巨额投资固然可解一时之急，比如到二〇〇九年底初见成效，但是最后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经济亡国。经济亡国的社会伦理学特征是百姓对政府更加不信任，其基本经济特征是陷入一个长达三十年的"长滞年代"。

串串大单，腐败冲动强劲

四万亿投资计划只是"信心口号"，在资金来源方面并未落实，具体投资项目亦未有详实清单。地方政府将大量原来已被否决的项目材料重新包装，再添上若干拟改未熟的所谓计划上报中央。比如河南省，迅速打出到二〇一〇年底完成一万二千亿投资的计划，副省长悉数进京，各跑对口中央部门以"保证立项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又比如在江苏，由于地方财力雄厚，省政府决定二〇〇九年内拨出三千亿元"政府引导资金"，让计划项目"先上马后备报"。

一些民间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内部研究通报表明：其一，果真四万亿中央大单落实，至少有一万亿被贪官污吏通过特定管道输送到国外；其二，各省突冒的十万亿大单即便落实一半，也会导致一批"裸官"溜出国门，投资大跃进的衍生现象必然是贪官们的"胜利大逃亡"；其三，省级立项收集备报机构已经聚敛了项目申报单位大量的评估费，仅北京市就有"十五亿花不完，已有项目研议人员私自吞用"。

能够短时间列入拟报新投资计划的项目其主要经理人无不与当地政府有着密切的权钱交易关系，甚至有的项目经理人是已破产企业的原法人。如此荒谬地大上项目，无论中央政府批准多少，结果都会破坏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并加剧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为社会动乱添加催化剂。

弃质求快，科学发展观变为泡影

对于已处疯狂状态的第三次大跃进，不少体制内经济学家深表忧虑，不知名的如华夏银行研究部总经理王玉珍博士，向当局谏议"防止政策的过度使用，以致国家资源的无限滥用"；知名的如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则在公开论坛上讲"二〇〇三年中国经济若转型，则不致于目前如此被动"，言外之意则是不能再靠大上项目的粗放模式维系增长。

胡锦涛权力稳固之后，力求"科学发展观"成为"三个代表"之后的意识形态招牌。与此同时，媒体加大了对妨害民生的污染事件的报道深度，如云南大湖阳宗海"砒霜污染"事件。但是，当第三次大跃进劲风吹起之际，云南省上报中央的五年（二〇〇九至二〇一三）投资计划三万亿，项目九百七十个，其中百分之四十有严重污染后果。在辽宁，同样的数据则是一万三千亿，七百五十五个项目，进分之三十以上的有严重污染后果。

科学发展观在最能体现其价值的环保方面即将失败，与民生直接相关的住房项目方便仍然如此。各省上报的项目计划中，平均有百分之二十的是住房项目。但是，所有住房项目中没有任何一个将降低土地开发费用（政府卖地要价最高占到房地产价格构成的百分之四十）降下来，更没有哪一个省政府声称要把高达百分之二十的综合税费（即地产税与中介服务费）降下来。

第三次大跃进并没带来房地产利好的消息，房地产业内权重人物、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则放言"二〇〇九年房价还会降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事态确乎如此，到二〇〇八年年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达到两万平方米，预计通过大幅降价到二〇一〇年夏季才能消化，为新开发腾出市场空间。

外汇储备，面对风险无可奈何

一九七一年下半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际，中国尚未进行与欧美经济亲合的改革，但是中共在经济方面的知性严重不足，盲目地坚信国家信用可以代替金本位制。这一点才是中国今日危机的货币制度根源，只不过今日无金本位为锚的美元顺势裹挟了中国经济而已。简单地说，中国必须在今后仍要臣服美国经济的大棒，否则两万亿外汇储备不但严重缩水，而且还会更深度地加剧"长滞年代"的痛苦。解套办法只有一个，主动与美国进行正面冲突，比如打第二次朝鲜半岛战争。现在来看，尚不具备实力。

美国国债市场泡沫化趋势日渐严重，而且奥巴马新政府上台后还会有意促进国债泡沫化，以便释稀美国的对外债务。其链条反应是：由于美国国债泡沫生成，导致美元大幅"被动贬值"，中国以美国五千亿国债为构成部的外汇资产严重缩水，迫使中国央行抛售美元；中国央行的抛售行为继续加速美元贬值，直到国债泡沫破裂并吸干这五千亿中国外汇储备为止。在这个背景下，来考虑王歧山在中美经济对话时要求美国政府"保证中国在美金融资产安全"的说法，就容易得多了。在这个背景下，各地官员大上项目，项目资金到手后以贪污手段向海外转移相当部分——其食物链也就明晰了。

早在全球金融危机正式爆发之前，中国权贵资产阶级就利用金融垄断权，合法地向海外大量转移资产了。比方说，"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诱导百姓盲目投资，使大量国内资金迅速外流。参与基金发行与投售的银行家和机构在国外进行黑暗操作，结果吞吸了七百余万投资者超过一千亿美元的资金。对于这个逃亡预演，大陆体制内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敢出来指责，只不过是温家宝强行扼死港股直通车计划，才使问题没演成政治事件。若想揭开其中黑幕，恐怕要等三十年，即中国经济"热寂"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