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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十来天前，仍然不断有人向我打听如何在宪章上面签名，有本人直接问的，也有托朋友来问的，同时给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网上已经签了，但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不知为什么。还有一位一定要加入声援刘晓波的那个文本《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那主要是宪章签署者的表达，但是并没有看到他在公布的签名名单上出现，然而他坚持说自己是签了名的，非参加不可。这些人主要是四十来岁的中青年教授，另有两名是年近80岁的老共产党员，其中一位是当年共产党年轻的地下工作者。
遗憾的是，我只能告诉他们，现在如何签名，我也不知道，我得到的讯息一点也不比别人多。这样的回答，一定令他们十分失望。然而，面对这样一些甚至是未曾谋面朋友的支持，内心里十分感动。说实话，我自己没有将签名当一回事，但是对于朋友们的选择，却是十分看重的。他们此前并没有出现在任何相关的场合之中，看上去只是一些勤勉做事的人。尤其是在得知刘晓波先生已经被拘押，眼见得许多签署者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之下，应该是在反复衡量之后，才理性地作出了如此决定。
这样的人们，令人肃然起敬。而伴随着敬意，心中也有许多不舍。因为一旦踏上了这条道路，以这样的光线出现在某个视野之中，别的不说，会带来一些不方便。而实际上，人们也完全可以其他途径，表达诸如此类的努力。比如通过他们的日常工作，在日常的思考、写作及教学中坚持某种价值观，体现出某种道义立场。那样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而这正是最为缺乏的。有些学问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比如提供（或引进）某种富有启发性的思维方式，便是给这个社会的思想作出巨大贡献，那么他们最好是仍然停留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因为那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够取得一小步进展的事业。
即在生活之内或原有的轨道当中，同样可以获得推进。对于一些比较激进的年轻朋友，我则不止一次倚老卖老地说——先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好，先要建立一个比较牢固的生活基础，在生活中积累起许多眼光和经验，通过生活也可以表明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样之后再干嘛干嘛也不迟。比如说，先谈恋爱，通过你的女朋友这面镜子，你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才能恰当地培养起你的理性和责任。再说了，获得女朋友的理解和接受，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理解和接受的第一步。而更加需要的是，把你那些在电脑面前无声敲出来的文章，先给女朋友大声念一遍，如果不觉得脸红，便可以拿出去发表了。但是也要记住，不能拿这个吓唬人家女孩子啊。我这么说，但愿不会被理解成阿Q不让小D革命的意思，呵呵。
这是否可以看作我们这些人，与当年那些发出不同声音人们的区别，尤其区别于我们从小在课本上读到的那些人们。教科书里告诉我们，那些人为了理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个人，他们无疑是十分令人崇敬的。但是那样一种途径和方式，不惜打碎生活本身，不惜打碎日常景象中的坛坛罐罐，也许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样一来，生活与理想便弄成了两个方向，并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互不相干。而如此时间越久，理想便变得不需要接受生活的检验，理想的人们也变得不需要接受普通人们的检验，这样一来，他们的理想就会发生萎缩，就会变形变异，作为个人就会变得一意孤行，甚至是一种强迫的个人意志，被披上了崇高的外衣。而如果拿这种东西来强加于社会，那么这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灾难。
而我们则希望在生活中推进，要求自己随时接受来自周围人们的检验，接受处于社会生活不同位置上的人们的检视，与周围的人们、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府一道，争取我们民族有希望的未来，而不是将它断送在这些目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手中。我有一位年轻朋友W表达得好：“过去的人们是将反抗当作了一种生活，而我们是在生活中反抗。”这位朋友是一位文化批评学者，“反抗”是文化批评中的一个术语，它更加确切的含义是“表达不同意见”。当然，在不允许表达不同意见的环境中，在将所有不同意见都看作“挑衅”和“挑战”的环境中，它就被视为“反抗”或者“反对”了。
我们也绝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的立场，要强加给我们的社会。此前我在文章中说过，宪章所表达的，不过是人们在这样那样的场合，反复听到的一些老生常谈，它并无什么新意，只是重申了一些基本理念。我们认为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情，是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的选择加起来的结果，而不能由我们来代劳。谁要自己拥有这种幻觉，或者将我们看做这样的人，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实际上谁也不能（永远）将他自己或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们）的民族。我们的思路和工作，永远只是局部的，片断的，我们是社会众多叙事当中的一个有限维度，就像一根粗壮的麻绳当中非常有限的一股。
如此这番的调整，是在汲取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之上，即任何人或任何进步，都不能让我们人民和我们民族生活付出代价，不能为了自己（哪怕是理想）而撕裂我们的社会，让整个社会受到损害。那些损害社会、让全体人民为少数个人付出牺牲的做法，是我们所不认同的。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已经够多的了，而我们是不同的一群人，拥有完全不同的思想起点。我们要求自己在日常光线之下开始工作，当然也是在阳光之下，在接受法律和周围人们监督的情况之下。换句话说，宪章签名这种方式，不过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是日常工作的延伸，仅仅是另外一种形式而已。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请看看那些已经看到签名具有风险而继续前行的朋友吧，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一种不计报酬乃至不计后果的正义感，是在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坚强意志，是一种愿意与朋友一道承担分担的团结感，是不愿意事情再这样继续下去的执意决心。在所有这些背后，你能够体验到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社会和我们民族的充分善意，那是一种被长久压抑下去的美好感情和美好人性，这些东西人们原本就具备，但是长期以来似乎将它们遗忘了。在这个意义上，宪章唤醒了一部分人们身上沉睡的善意。
的确，近三十年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按照唯物史观，这个功劳应该属于那些创造财富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不是少数人。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在精神道德方面的潜能被压制了下去，即不仅是喂饱饭，而且也要做人的要求被压制了下去。人们的兴趣被引向满足物质需要或者物欲方面——如果是一个物质要求，那么则被认为是合理的，可以大声说出来，而如果是一个道德精神方面的要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要求，说真话、做正直的事情，那么则得不到承认，不能大声说出来，甚至遭到严厉压制。
别的不说，有一些在某个关键问题关键时刻上，为我们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他们竟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比如揭露艾滋病真相的高耀洁大夫，揭露非典真相的蒋彦永大夫，所涉及的都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出于医疗工作者的良心他们勇往直前，揭露真相从而挽救了战机赢得了时间。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却被屏蔽在公共生活之外，尤其是年逾八旬的高耀洁大夫有时候出行都不是很方便。这样的遭遇许多人们都了解。而一般人们听了这样的遭遇心里会怎么想？他们至少得出一个印象：这个环境不去鼓励人们做好事，不去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良心办事，不去鼓励人们挺起胸膛做人。因此结论是，还是绕开走比较好。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盲人陈光诚先生，他因为帮助野蛮计划生育的受害人，被判入狱最近身体情况极差，却得不到出狱治疗。
三十年前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改革开始的。所谓“思想解放”，实际上首先是“政治解放”，是将一大批人从政治上解放出来，还他们以平等的公民地位，不管是那些老干部还是知识分子还是被多年抬不起头来的“地富反坏右”，那些在各种运动中被抹黑、被边缘化污名化的人们，他们被卸除了政治上的负担，从而也减轻了这个国家自己政治上的“负担”，因此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将人气都聚到经济建设中来。
人们本来以为这样的历史已经结束，但是三十年来，却造成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积累起了一批新的“政治负担”，可以断定，他（她）们同过去一样名不符实。同高大夫、蒋大夫一样，这些人只是按照自己良心去判断事情、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做事做人，却被视为有危险的、值得防范的。甚至是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教授也在内，他们在生活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在工作及工作调动、职称评定等方面都受到影响。当然，作为个人，这些代价他们承受得起，他们愿意为良心的活动付出代价，同时也深信历史将会说明一切，但是此种做法对于目前社会而言，对于我们社会的年轻人或者年轻学生而言，则显得非常不可取。年轻学生或许会问：“这么好的老师，怎么了？”那些年轻读者或许也会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打击一个人的良知良性，实际上是打击一大片人的良知良行；公开挫伤这些人的良知良行，实际上是给整个社会树立不良形象。
凡是压抑下去的，都不会轻易消失。包括别人的良心和我们的良心。他人的善意和我们的善意。我们社会中所有人的良心和善意，那些公开的和仍然沉睡的，许多人迄今也不曾大声说出它们，但是在心中他们能够体验到自己这种善意的力量，良心的力量，那是蕴含着大海一般的巨大能量。而这些本来是应该珍视、得到尊重和受到鼓励的，是我们民族看不见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希望所在。如果对于正当的东西，不能给予正当的出口，那么它们很可能转变为另外一些东西，比如戾气、暴躁等等，这个道理应该人人都能够明白。我们的社会再也不需要那种狂暴的时刻，这恐怕是一个底线共识，然而防备这种情况出现，许多人都要作出努力，尤其是在位的当权者，责任更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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