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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桂芳
如果没有人肉搜索，估计这几年的众多公共事件都将被改写，众多话题人物的命运都将因此逆转。阜阳的“白宫”肯定痛恨人肉搜索，抽天价烟的周久耕估计也不喜欢人肉搜索，恨只恨他们没有生活在2009年6月1日之后的江苏徐州。1月19日《扬子晚报》消息说，江苏省人大18日通过《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擅自散布他人隐私，或在网上提供或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对发布者、传播者等违法行为人，最多可罚款5000元。条例将于2009年6月1日起生效。
“他成名了，他出事了，因为他被人肉搜索上了。”人肉搜索的功劳往往在于解构，而不是建构，一般人会感觉带有“破坏”色彩，加上大多经典搜索又名字雷人，譬如“网络追杀令”、“‘扒皮’行动”等，听起来让人悚然。此外，谩骂攻击、隐私侵权等问题也愈发显现，规范此类行为是为必然。但是，规范是否就是要毁灭性“禁止”，恐怕不宜操之过急。
技术层面而言，人肉搜索只是一种让朦胧变清晰，让清晰变透明的“显影技术”，有点类似“大家来找茬”的游戏，只不过找的是“真相”而已，本质上属于男女老少皆宜的“手工搜索”。就譬如一把水果刀，本身无所谓善与恶。去年8月，就有全国人大常委建议以刑法规范人肉搜索，这一建议被大多学者认为不符合刑法的谦益性原则，通俗地说，人肉搜索还远远没有达到非用刑法来调整不可的地步。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立法禁人肉搜索”都是个伪命题。
一者，就人肉搜索本身而言，已经具有天然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是以公序良俗为基点，因此，回头看看，被人肉搜索的无非是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好人做了好事，搜索一下，张扬了社会主流价值，基本也不会对其工作生活构成骚扰，譬如“最美奥运志愿者”，“扬州公交MM”等；而面对坏事，搜索就成为强大的公共利器，是体制外的民间资源，在这类问题上，须知一个基本原则：一旦言论自由与私人权利相冲突，显然应该公共利益优先、并尊重基本人格尊严。严重违法或违反基本社会道德行为已关涉公共利益，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隐私范畴。
二者，人肉搜索“向善”的倾向是主流，自律意识强烈。1月8日，题为《史上最牛“安监局”局长现身网络》的图片热传，网友质疑某安监局长叼着香烟检查烟花爆竹，此后，细心网友发现属于误伤，对此，很多网友对此表示了真诚的歉意；近日，网友自发组织制订了“1.0Beta版人肉搜索公约”，称将规范网络道德意识，公约得到众多网民支持。这些事实都说明一个道理：网友不是“愤青”，人肉搜索只是“网意监督”的一个代号而已，本质属于民主监督，且网友的监督意识与能力正在成长成熟。
三者，即便从法律角度而言，援引法律条文为判决依据的大陆法系国家，也都深信法律始终会存在必然的滞后性，法、理、情的冲突是恒久存在的。人肉搜索在承担大众道德批判功能的时候，发挥了法律无可替代的效能。而且，现有的法律体系完全可以对人肉搜索带来的问题有效规制，所谓隐私权等，《宪法》、《民法通则》皆有若干规定，关键是执行，而非再立新法、或再打补丁，“人肉搜索第一案”的顺利终结是为最有力证明。
“人肉搜索”当选2008年十大流行语，眼下，中国网民的数量也达到了2.98亿，“网情网意”已成为不容忽视的舆论力量。搜索是一种表达，其实与“人肉”无关，这种表达如何高效正义，有赖于网络环境的净化、网民法治素养的提升，“立法禁人肉搜索”就如同立法禁止使用水果刀一样，迟早会被历史所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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