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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据王力的回忆可以推断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周恩来主持搞的（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第941页）。《公报》中就明确宣布：“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年9月26日，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天才。”到11月份，在周恩来的眼里，毛泽东远胜斯大林。周恩来说：“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于过，三七开。”（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26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串联队时的讲话，1966年11月1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周恩来在8月份的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在清华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此类语言，在周恩来的文革讲话中不胜枚举。
林彪号召全军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提倡“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而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就曾把《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送给工作人员，作为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工具。（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三）》，1979年版第43页）
过去在批判林彪时，曾批判林彪说过的这句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林彪的发明，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966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当时值班的《解放军报》副总编冯征回忆说：这样的评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于是冯征亲往林彪驻地苏州打电话求证。结果却被告知，“一句顶一万句”是林讲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领导讲的。（蓬莱《“一句顶一万句”出笼前后， 1992年10月《书刊导报》》）据笔者多方了解，这“另一位领导”就是周恩来。
在批判林彪时，还常常说他篡改历史，比如把自己吹嘘成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等。其实，这些篡改历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为，而究其根源，却能发现周恩来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比如，在对南昌起义的历史阐述上，周恩来就是一个地道的“变色龙”。
1957年，周恩来在审定《八一起义》展览提纲时，提纲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七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恩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名字。（《怀念周恩来》编辑组《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为“反冒进”作检讨之后，1959年，江西省话剧团进京会演《八一风暴》，周恩来指示：听说戏里写了我，不要写我，要写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八一起义。（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87页）
到了文革中，周恩来的说法有了更大的变化。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2004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周恩来说的是：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戴维堤《逝者如斯》，发表于互联网上。笔者采访戴维堤时求证过此事。）
至于说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林、毛井冈山会师”，这也并非林彪所为，而恰恰是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间说过这样的话。1966年12月19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这是毛、林井冈山会师说的源头。
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时宣称：“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系统批判林彪的发言中又说，“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5)》，笔者私藏本；另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恩来这是在批判谁呢？是谁歪曲了历史？
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
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恩来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被冠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
周恩来作为大歌舞《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排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秋收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和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在1964年7月18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熊华源《周恩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党史博览》1996年第6期）
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7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泽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第90页）周恩来要求演员“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3页）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升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江西日报社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977年版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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