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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封面
《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是香港田园书局刚刚为我出版的我各类作品的选集。
这本选集的副题叫《沙叶新禁品选》。
非“精品”选，是“禁品”选
不是“精品”选，是“禁品”选！
虽然“精”和“禁”二字的读音非常相近，只是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区别，但在某些地区，如在上海、在吴语区、在下江官话区，这两个字读音是一样的，但在意义上大不相同。“精品”是精美上乘的作品，“禁品”是禁止刊行的作品。我的作品当然不敢自称为“精品”，而称之为“禁品”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收选在这本集子中的作品十有八九都在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祖国被直接地或间接地，被正式地或变相地，被全部地或部分地，被长期地或短期地禁止过！
比较熟知的例子是本选集中的《假如我是真的》，起初在上海是“半禁”，只能“内部演出”；在外地，天高皇帝远，或“半禁”，或公演，演遍全国，盛况空前。但在1979年北京召开全国剧本创作讨论会之后，以希望作者“修改”之名，行“变相禁戏”之实，以致“内部演出”也不容许了；“半禁”变为了“全禁”，一禁便30年，至今还没解禁。所不同的是，前20年，严酷得连《假如我是真的》这个剧名都成为禁忌，不可见报，不可提起，更不可公开讨论，为的是尽量让此剧在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就像绝不许提“反右”、提“文革”、提“六四”，绝不许提一切敏感人物（不论死掉的还是活着的）、敏感事件（不论历史的还是当代的）的名字和名称一样，都是为了让人遗忘历史，掩盖罪行。本世纪以来，虽然《假如我是真的》的这个剧的剧名逐渐可以在大陆提起了，这个剧本也可以议论了，甚至还可以发表文章肯定这出戏了，但仍不可公演，仍在禁锢之中。
《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嘉禾流产
再如《江青和她的丈夫们》，该剧写于1990年，说好由我编剧，谢晋导演，卢燕主演江青。谢晋还为剧本取名为《审判》，后来才由卢燕建议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当剧本正在写作时，突然，一日见报，谢大导演对记者宣称我们三人合作拍摄江青一事是谣传，这一否认，将我和卢燕晾在了一边。卢燕在国外，倒无所谓，我就很尴尬了。谢晋的否认，当然源自上面的压力，不能怪他，情有可原；而我不怕压力，终于完成了剧本。1994年，香港邵氏的“嘉禾”影片公司决定拍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都先期投资了，都已经来国内看景了，但也夭折了。因为有关方面出面，请“嘉禾”老板“饮茶”，劝其撤资，致使该片胎死腹中。
又如《幸遇先生蔡》，剧本完成于2001年，由香港中英剧团演出，深受好评，不少观众看得感动流泪。2005年初，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为了庆祝该中心成立十周年，决定排演此剧，都排演好了，都准备演出了，突然上峰下达禁令，不让演了，剧组也随之解散了。为什么？至今都没和作者说明全部实情，估计是无法说，说出来荒唐可笑。
我这本《禁品选》中的《演讲》、《答问》、《政论》这三辑中至少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都是属于禁止刊行的作品。我就不一一介绍，读者一看便知。
龙应台在大陆就成浅水之龙
《禁品选》中的《随笔》这一辑，命运稍好，有一小半曾经问世，但即便公开发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删改，或删除某些字句，或删除某个段落，我把这称之为部分的禁止。这次收入此集时，我尽量恢复被删改的字句和段落，以示原貌。
还有的随笔虽然经过部分删改公开发表了，比如《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也已经收入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子中出版，但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不知怎么搭错了哪根神经，突然指示，说该文对毛泽东大为不敬，要签发此文的报纸领导作检查，发表该文的版面主编还罚款3千元（一说5千）以示惩戒。后来我的那本散文随笔集要再版，出版社也要我删除这一篇害得版面主编罚款的文章，否则不能再版，我的回答是：我这本散文随笔集里的任何一篇文章都可以删，唯独这一篇不能删；宁愿不再版，宁愿被禁，我也不删！
就在被禁不久，我半夜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是龙应台从德国打来的，我不知道上海和德国的时差是多少，反正她那里不会是半夜。我问她有什么事情，她光笑，我问笑什么？她说刚看完你的《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很开心，写的真好，忍不住要打电话给你。我说你还笑？这篇文章挨批了！她问怎么回事，我无法回答，说了她也没法理解大陆的那些千奇百怪、无法理喻的禁律。
龙应台凡是在大陆出版的书大都送我，而我却无以对等的回报，因为我的作品多为禁品，出版不多。有一次，我、白桦和龙应台在上海吃饭，我送她一本散文随笔集《自由的笑声》，我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记得好像写的是：“龙应台就如她的名字，这条龙只应在台湾，在大陆你这条龙就是浅水之龙，难以飞腾。我送你这本书，是为了让你看看，像我这样一个在浅水中的大陆作家的言论只能允许到什么尺度。”席间，我想起有个台湾作家和大陆作家对比，台湾作家问大陆作家：“我在台湾敢骂李登辉，你敢在大陆骂邓小平吗？”大陆作家反问道：“我敢在台湾骂李登辉，你敢在大陆骂邓小平吗？”可见大陆的言论环境比台湾严酷多了！
空间越来越小，空隙越来越大
“八九”之后，大陆的言论空间越来越小，但空隙也越来越大，这是后极权时代的特征之一。今年春天，在上海召开的文艺创作会议上，有的作家就在小组会上“公然”提出，上海要繁荣文艺创作，为什么还要封杀沙叶新这样既说真话又比较温和的作家？为什么南方甚至北京的报刊都能刊登沙叶新的文章和访问录，上海就非要禁锢他，包括禁他的戏！当时主持会议的一位党的负责人回答说，至少他在主持出版工作的时候，没看到对沙叶新的禁令。于是，08年《上海文学》第八期就堂而皇之地刊登了我的剧本《幸遇先生蔡》。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像是什么重大新闻，甚至在文化圈内“奔走相告”。一些朋友打电话或来我家说他们看了剧本都感动流泪。还有的媒体朋友，要来约稿，并欣喜地祝贺我说：“《上海文学》已经公开发表了你的剧本，这下你没问题了吧？”我说我有什么问题？我本来就没问题！本来我还是“党的作家党的人”哩！这句话，是1985年我入党并当了官，新华社在报道我时送我的桂冠。只是后来才又不知是谁莫名其妙地把我列入“异议作家”。
当初称我“党的作家党的人”，我没感到什么特别光荣，反而让觉得有点难以为情。后来又称我为“异议作家”，我也不感到什么特别惊恐，反而觉得有点快意。二者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异议这个称呼。有异禀的人，才会有异议；有异议的人，往往有异禀。异有什么不好？异花奇卉，异宝奇珍，异彩纷呈，异趣盎然，异军突起，异想天开，这样的世界才能日新月异。尤其是对落后腐朽的极权政治更应该持有异议，更应该鼓吹“异端邪说”，这样才能打破束缚，才能解除一切对精神的禁锢！
（原载《争鸣》《动向》2009年元月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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