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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众多的内地民众偷渡外逃到香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
历史上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三年大饥荒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济停滞倒退，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民众偷渡逃亡到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逃亡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为了遏制逃亡风潮，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反逃亡斗争，但效果有限。
一
自1954年后，严重的逃港事件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62年。
进入60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民众粮食短缺，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意义上讲，逃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
1962年初，夏暦新年刚过，成群结队的内地居民开始非法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省籍遍及12个省区。逃港的高潮发生在那年的5月份，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有"五月大逃亡"之说。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五千多人，由新界边界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5月下旬，边境线重新封锁，大规模闯关是不行了，但逃亡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作为话题更是长盛不衰。广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谈偷渡，谁个成功了，那个失败了；该怎么准备，如何行事；有何经验、教训等等，总之，可谈的东西甚多，而且是半公开地谈，无所顾忌地谈。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按路线，则有东线、西线之别。从陆上偷渡要到边界，翻越铁丝网，闯过禁区，而这一地带正是双方防卫的重点。内地这边有边防部队日夜巡逻，还有令人恐惧的警犬。香港那边沿铁丝网有公路，每隔一段距离有探照灯，不断扫视，后来铁丝网更装上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总之陆路偷渡艰难又危险，只有年轻人才有此勇气。
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这要水性好。虽说逃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但大海中游泳危险很大，溺水身亡的事时有发生，于是就有人发明了在珠江里练兵。据老人们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民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了逃港也只有在所不惜了。
当时对逃亡者打击制裁异常严厉。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官方都视为"叛国投敌罪"，抓到就处以重刑；成功偷渡，其家属则会受到牵连，即使离婚划清界限，本人和子女的政治前途也说一片漆黑。然而逃港成功者在安定之后，给内地亲戚寄来的花花绿绿的港钞，回乡探亲带回的大大小小的礼品，却让物质生活极毒贫乏的内地民众羡慕不已，更勾起了他们铤而走险的欲望，于是，偷渡之风屡禁不止。打量民众通过各种方式拥向边境地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边界线前往香港。在深圳，还曾经出现逃亡者殴打当地民兵、公安和边防部队士兵，强冲边境等重大事件。
到了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有增无减。一些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行列。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乘船逃离内地，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967年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已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十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知识青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精神与身体的困苦，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说少数，多数被逮住或者被港方发现遣返，押送到各地的收容所，劳教几个月再通知单位或家属领人。收容劳教的人实在太多了，广州沙河收容所每天出入就有上百人，全是些20岁上下"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的知青，其中还有些已经逃亡过七八次。当局拿他们也没办法，只能关上几天，剃个光头放人。
二
第二次严重的逃港时间发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后有4年时间。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大陆的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在沿海一带，人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从1976年开始，逃港的重大事件和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并于在1978年、1979年达到高潮。
与文革期间相比，此时逃港的群体更为广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个队伍。在珠三角很多地方，逃亡成为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逃亡成功，嫁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者会大摆宴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已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逃亡事件，他们乘船逃亡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践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逃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成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逃亡去了香港。由于逃港人员动辄数十人上百人一伙，因此，在逃亡遭遇阻碍或是无望之时，急红了眼的逃亡者，往往便会强行组织闯关，有的还抢夺边防人员的枪支，攻击任何阻止他们逃亡的人。
此次的逃港风潮越闹越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高层震惊，广东省委赶紧从各地抽调万名官兵到宝安，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大批民众逃亡，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79年1月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便超过10万人（包括香港送回的），比1978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了一倍。深圳收容站原设计日收容量只有600人，东莞樟木头收容站日收容量也只有400人。而收容人数最高的一天，樟木头收容站达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达到2500多人。致使收容站严重超员，拥挤不堪，生活设施无法适应，卫生条件也极为糟糕。
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工业化高潮接近尾声，劳动力需求开始回落，加上大量的非法移民进来以后，又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徒然增加的既无工作、又无生活来源的逃亡者，给香港的治安带来诸多麻烦，因此香港方面也不得不严阵以待。他们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出动了部队，直升机和军舰昼夜巡逻，并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遣送回的逃亡者就有3.3万多人，为过去四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有时一天就送回一千多人。
在粤港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大规模的逃港活动暂时被压制下去。
三十多年间，数十万的内地逃亡者进入香港，成为一支重要的廉价劳力军，及时缓解了香港在经济腾飞时期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不少逃亡者在香港立足之后，从社会最底层做起，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主流社会，而且成就了很多财富神话。有人曾统计，在排名前100名的香港富豪中，有40多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内地移民过去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移民。曾宪梓、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就是从那个时代到香港开始的。
三
广东出现的逃亡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
1977年1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广东省主要领导向他汇报，讲到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听了，没有批评谁，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他强调要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看来，这位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已敏锐地认识到，逃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民众"觉悟"不高，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民生的艰难和痛苦。
当时，香港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实在是太悬殊，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均收入确实1.3万港币，相差几乎是一百倍。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大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国探亲观光，他们同内地亲友和民众广泛接触，并带进来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这些都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当时，在广东民众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生活条件形成明显的对比。有海外关系的民众由于有侨汇，可以买到国内紧缺的商品，生活就会比一般民众好得多；因此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1978年7月，刚刚到广东任第二书记的习仲勋第一次视察，就来到了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过境买东西，不少人过去了就不再回来。面对如此强烈的对比，习仲勋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当天晚上，习仲勋来到了莲塘临时收容站，看到里面关着许多被抓住的逃亡者，就问其中的一个："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
那个逃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站在一边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逃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来，家里人一两年后就可以盖新房。
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学习。习仲勋听说此事，就找了20多个正在党校学习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
习仲勋问："你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
答曰："不行，留不住。"
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福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
文福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
"好在哪？"
文福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的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
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福祥这样说，怒火万丈，连连责问："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
文福祥如实答道："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
方苞赶紧插话："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
习仲勋听了才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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