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的《民主还是中国的好》甫出，就遭到网民的质疑，批评，乃至骂詈。但王廷连“非常赞成”他的观点，因此写了《有感于“民主还是中国的好”》予以声援。

平心而论，王廷连的文章还不如房宁。

房宁的文章，洋洋九千言，长是长了些，但还算讲道理，论点，论据，论证，数字，一个不少——且不论其所说是否在理，即使以党八股而论，起码中规中矩。

而王的文章，既无新观点，又少说道理，只是把好话一个劲地往里罗列和堆砌，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现存岂止合理更是优秀——当今中国的民主，从制度，到体制、形式、效果、路子五个方面，比起西方，样样都好，好到不能再好。

或许是他太想说“民主还是中国的好”了，以至于饥不择食，拿自己都没弄清的东西说事，结果犯了许多贻笑大方的常识性错误，但竟然也通过了官媒的审查。

比如，他说，“中国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好几年一次的总统普选，虽然也能保障人民的选举权，但远不能比上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选举那样有序，那样及时，而且选民也不能像中国的人大代表那样，能直接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坐下来讨论对话，共谋国家发展大计”。

此说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民主就是民主，民主不仅是价值观，也是手段和目的。任何国家的民主，都是既用法律作保障，也用法律作约束，都“有序”，如法律允许人们上街游行，但法律也都有关于申请，批准，路线等具体的规定。

还有，美国的总统选举，程序复杂之极，哪象中国的举手，画勾，打叉，鼓掌，通过这么简单？这次奥巴马当选，举国上下折腾了很长时间，但没出乱子，能说不如中国有序么？

总之，绝不应该给举世公认或约定成俗的概念妄加定语，诸如人权之前加上“集体”，就面目全非，意思满拧，当然给人以偷梁换柱别有用心之嫌；同样，民主之前加了“劣质”，非但不显论者的高明，反倒露出概念糊涂的破绽——民主哪有优劣之分？施行民主都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不断完善逐步健全的过程。如今，说台湾民主坏话的不少，但把涉嫌贪污受贿洗钱的前总统拘到局子里，能说这民主“劣质”么？

二是，中国的人大，五年是为一“届”，期间，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只是“届”中之“次”，只有换届才轮到改选，并非一年选举一度。

三，至于拿中国的人大代表“能直接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坐下来讨论对话，共谋国家发展大计”说事，就更是有失严谨和孤陋寡闻。

有失严谨是指党政不分，在人大，代表们对话的领导人，当是国家领导人——尽管他们一身二任，但此人代会不是彼党代会。

孤陋寡闻是说，西方施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国会，总统，法院，既有分工，也有合作，互相制衡，三者各司其职，如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美国总统也去国会，但只是偶尔，特殊，不是常态。倘若总统天天跑国会，与议员们“坐下来讨论对话，共谋国家发展大计”，那一定是美国社会出了大问题，或是立法与行政有了大矛盾，否则，绝对的违宪，国会也不干。

总之，国家政体不同，因此，不能仅以我国的人大代表能与领导人对话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

再说，美国很少有人拿与总统对话当个事儿。

王还说，“与中国的民主集中相比较，资本主义在两党制和多党制条件下，三五年一选举，不仅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为达到某政党利益，恶质争斗，阶层、种群冲突处处可见”。

多党，三五年一选，就不能代表人民及其利益，这其中的逻辑必然是什么？王没说，谅他也说不出。

事实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为争夺总统的“恶质”党争，迄今少说已是第44次，但何以国家没乱，反倒长盛不衰并称雄世界多年，更没有如我国那么多的群体事件？

退一步说，“三五年一选举”又有什么不好？倘若毛泽东当年真的因此被选掉回家养老，于国于民何尝不是好事？于他自己不也是功成名就晚节得保么？

应当看到，中国的民主，是一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美国，可谓是多党在“宪法指导下的民主”——其要义是鼓励竞争，但都得遵宪。是故美国的党争，乃是各党都在以治国方略争取选民的认同，以赢得选民的选票。但总统一经选出，不论他属于哪党哪派，都得“保护、遵守和捍卫美国宪法”，不得以权谋取一己和一党之私，今次的总统竞选就足以佐证。

类似的奇谈怪论还有一些，例如，“近年来，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虚假性、弊端日显，选举中出现的投票率大幅下降和选民的政治冷漠现象”——王太健忘，仅奥巴马的就职，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观看典礼的人数就突破了两百万，这又如何解释？

王的其他一些观点，如说“中国的民主步子稳”好，意在为政改的滞后辩护，我绝不认同，但不想在此讨论。

以上所说，恐怕又要被人归为崇美言论，并被责为吹毛求疵了——这不公平，不是说“民主还是中国的好”么？难道只许他说，我就不能就事论事谈谈看法？

当前的一些官家学者，否认和批驳普世价值不遗余力，为中国民主政治喝彩辩护竭尽全力。

但水平有待提高，不能象房宁和王廷连那样，把中国的民主说得好到无以复加，这种歌功颂德的政治卡拉OK，在自娱自乐中自欺欺人，对中国的政治进步究竟是利，是弊？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了胡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致陶希圣函二札》的话。他说：

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

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

这是一个思想家立身行己的人格问题：说真话乎？不说真话乎？

愿房宁、王廷连等身体力行。

也别光说别人了，我对人大的事情从不关心，对人大制度更是素无研究，因此，以上所说，或许也有贻笑大方之处，欢迎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