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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梁启超的新民说，鲁迅的改造国民劣根性，以及其间的“少年中国”诸学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影响很大，以至如今其余绪嗣响仍旧影响不少的人。这些理论自有其启迪民智之功，但是其间的流弊很少有人来探讨。在一个普罗大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文盲与半文盲仍多，知识分子仍是稀缺资源的国家，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特别明显而固执，至今如此。我不是个“只要是民意就一定对”的民粹主义者，但我也不想做似乎高人一等的精英，我希望用“刘祯平视”的态度来看待众人，虽然这做起来可能比较困难。
面对知识的浩瀚，面对未知之世界，从总体上讲，我们都是愚民。但解除这种愚的过程，却是智慧之发现与探索之过程，其间的美与趣，思考的享受，的确非常令人满足。我不是爱因斯坦，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科盲，但我可以感受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后，不只是一种成就感给他带来的欢悦，更在于他享受这个探索过程的乐趣。我们虽然都是愚民，但你不能阻止我解除我的愚昧，更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愚弄我，使我长期做一个愚民而不自知。专制制度的罪恶，既在于对你现实利益之剥夺，也在于对你做人尊严之伤害，同时还在于对探索知识与智慧之扼杀，从而整体上扼杀你的生趣。没有生趣，只能作一个不能自由思想的动物，再也没有比这样的人生更悲惨的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样的人事是如此之多，到了令人伤心惨痛的地步。
面对专制制度愚民的局面，有识之士觉得需要唤醒民众，让他们知道酣睡在黑暗中是如何的危险而无趣，我认为这是一种善与德，也具有实用主义的功效。所以我并不反对消极意义上的新民。但把新民上升到积极意义上的改造国民劣根性，这就不是我能认可的了。人性是善还是恶，在中国争论了达千年之久，这完全是个伪命题。中国人花在许多伪命题上的口水可以再造一个五大洋，在无用功上耗死的脑细胞如此之多，令人扼腕叹息。换言之，我们做了许多没有效用的事，还自以为在讨论世界级的大事，没有比做这样的事更比傻的了。人性本身就包括善恶，没有善的人性没有，同时没有恶的人性也没有，人本身就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是善与恶的杂交品种。作为人，我们能努力的就是，让善多一点，让恶少一点。但让善多一点，让恶少一点，就是要改造国民劣根性吗？恐怕病找对了却吃错了药。完全的取善去恶，就像毛泽东的“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是一种理想状态，用在日常物理上可能有一定效用，但用在改造思想和文化传承上，没有比这更强权而无理且无效的了。人需吃五谷，但你要吃了不生病恐怕是做不到的。文化和思想的取精华剔糟泊，不是庖丁解牛，剨然而毕，思想与文化不会这样便宜我们。
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劣根性而贯以国民，应是国民必有，那么荣你有荣焉，辱你有辱焉，除非你自觉承认不是国民。都有劣根性，只是劣根性多少的问题，那么谁来改造谁？谁来制定改造的规则？你会说，有知识的人，懂得民主自由的人，来改造愚民就是了。就像鲁迅一样伟大地出来改造劣根性一样，并以此自命。别说鲁迅这种高蹈的做法，包括他开出的改造之方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即令他的方法不错，你也不能包管他放之中国而不误，因为每个人是如此地多样而不同。你鲁迅既开得医治国民的药方，那么我“山寨鲁迅”开不得？难道就你鲁迅一个人聪明吗？我是否可以先医治一下你鲁迅呢？有不少与鲁迅论战的人，大抵可能也有这种心态。好，这且放下不表。知识分子在那里纸上谈兵，“改造国民劣根性”问题倒不大，这只是思想的交锋，观念的不同而已，不可能一言兴邦，也不可能一言丧邦，更不可能清谈误国。关键是，有强权来赞同来表扬你鲁迅，来模仿你鲁迅，他挟鲁迅以令诸侯以令天下，把你鲁迅神化而当作一个神话，来施展你的改造国民劣根性，那么效果如何呢？改造思想、洗澡割尾巴、检举汇报、向组织靠拢与交心、举办学习班，甚至老师也叫灵魂工程师（灵魂也可以工程，多么好听的极权语词搭配），教化甚过润育，似乎学生也是来接受改造的。诸如毛概邓选江三表胡八耻等思想品德课里的“塑造”和愚民，恐怕与改造并无分别。
鲁迅并不负责后世独裁政权对他吊诡似的利用，事后诸葛式的责难，于鲁迅过苛，对他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可以思考鲁迅的思想如何容易被专制政府利用这个事实，恐怕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思想，给独裁者开了太方便的后门，有一种曲通的暗道。换言之，鲁迅思想里这个改造国民劣根性的bug很容易被独裁病毒利用，而独裁病毒进行捆绑传播，遮盖鲁迅文章批判实质，只让民众从此接受学习和改造，因此不仅劣根性没能根除，反而因愚民而增添了更多的劣根性，以鲁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谱系，恐怕他也万难想像这种充满后锉力的吊诡结局。
有人会问，你既不同意改造国民劣根性，那中国社会怎么解决问题呢？我并不反对消极意义上的启迪民智，也就是说，固然有人要唤醒民众，让他们知道酣睡的危险，但真正比较好的社会，不仅在于你去唤醒民众，而且在于民众即便酣睡乃至有些愚昧，都不会有什么大的灾难发生。也就是说，你要酣睡可以，我可以把你的房子建得牢实些，不让它在地震时变成豆腐渣，让你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也就是说让制度来保证民众即便愚昧（人权当中当然应该包括免除愚昧的权利），也能有其一些基本权利不受伤害。事实上，一些美国人的世界知识并不多，有的甚至阅读困难，有的甚至也可能愚昧，这些都需要帮助，但不是居高临下的改造。即便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拥有民主自由的游戏规则，拥有信仰，他们可以润物细无声的变化，以及对这些规则的遵守，使其“新民”。关于这一点，大陆人与台湾人虽然同是中国人（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如今已有不少文化及制度上的差别，在可以想见的将来，随着民主自由成为台湾人的生活方式，与大陆人的差别将会越来越大，这难道单单是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结果？别的不说，在民主自由生活下的人之宽容精神，迥非专制制度下的可比，这难道是“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成就？
人是有局限的动物，并非全知全能，因此我们要带着悲悯和体谅、同情与理解去看待自己的同类。具有政治文明的国家知道民主自由的重要，并不在于要不要去改造国民劣根性。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人，美国的总统华盛顿、林肯他们不会去改造国民劣根性，就连刚卸任的布什总统也说的是，要改造的是政府，把政府关进笼子里。当然乔姆斯基也好，弗里德曼也罢，都不会心血来潮改造国民劣根性。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制度变革，与其说改造国民，不如说改造政府，改造政治制度。不要跟我说民众愚昧，不适合民主，不要跟我说要先改造国民劣根性后才能实行民主的伪命题。使民众知道权利，让他们觉醒是很重要，但你不必强迫。刚多赛说得好，做好事是不够的，还要用好的方式来做。那种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最高目的的说辞，“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成了极权的开路先锋。我们的政府把民众的理解力和民主素养说得多么不堪，除了其利益贪渎与愚民外，也是对我们民众智商的侮辱，同时也是把民主自由制度神秘化的结果。民主自由是一种训练与习得过程，是一种幼稚园政治，民众与民主自由的制度一起成长，“改造国民劣根性”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说辞，恐怕只会贻误和拖后民主自由制度之实施。我不是制度决定论者，但我认为制度变革比文化革命可能更关紧要，因此与其轻信改造国民劣根性，不如改革政治制度和改造政府。
2009年1月30日8：51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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