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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这是《时代周报》上的一个题目：“北大和清华激辩：中国迈进公民社会？”事缘北大一些学者最近推出新书《2008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在筹划该书的发布仪式时，对中国是否进入公民社会，北大和清华各持不同看法。前者认为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后者则声称还有很大距离。北大标准大致是事实形态的。在后来举行的发布仪式上，有参与此书的编者表示，根据国家民政部的最新统计，全国各类民间组织有多少多少。但持“距离说”的清华学者认为，中国所以还没有形成公民社会，“最基本的标志”便是“公民的结社权还没有保障”。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因为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的表述和践履，近年来在中国知识界颇引人注目，至于这个概念的翻译前身“市民社会”倒逐渐淡出话语视野。改革三十年来，同一概念的不同译称（亦即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反映了这个时代在价值走向上的演进。
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力图走出文革时的政治全能主义，它需要一个脱离政治掌控的私人领域的存在，因此“市民社会”的概念因应而生。这个概念在西欧历史上是和“政治国家”相对应而存在的，它较早地出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那里，市民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有产者”。一个拥有财产的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是独立于国家的，至少他不靠国家吃饭。由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在马克思眼里就是资产者社会。资产者是摆脱了中世纪对君权人身依附的一个阶级，和这个阶级相适应的社会自然是市场形态的。因此，当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来自西方的“市民”和“市民社会”的概念自然引起本土学者的关注。
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改革向政治改革方向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概念逐渐为“公民社会”所取代。毕竟，和市民社会相因应的，是社会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如果说文革时代连生活方式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都可以构成一个政治问题；那么，市场化的推进，政治日益退出日常生活，这类问题已然不复存在。当然，并非说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完型的私人领域，一个市民购买房屋连地产证还未能获得（亦即还没有真正成为黑格尔意义上的“有产者”），便说明已有的私人领域不但需要巩固，更需要继续推进。
但，推进靠私人领域本身不解决问题，问题在公共领域。因此，近年以来，“公民社会”的呼声日益强烈，而它正是和公共领域相因应的一个概念。比如，民主、宪政之类的问题看似属于公共生活；但，现代社会，公共领域正是出于对私人领域的保障才呈现其必要。宪政不会在私人领域中产生，但它的存在，却是为了保障包括私人财产在内的各种权利。并且当执政的公权侵犯人的私权时，民主社会亦可通过弹劾、否决、再度票选等机制，终结其侵权。
“公民社会”的构成，我认为它主要是指围绕公共领域问题而形成的公民社群组织（它可以政治，也可以公益），至少是它们充任了所谓公民社会的主体。至于只和私人生活相关，诸如赛车俱乐部、企业联谊会所、某种宗教团契之类的民间社团等，则不必视为公民组织。毕竟，公民姓“公”，相较于市民，它本身就是一个与政治权利有关的概念（比如它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
公民社会和政府不同，它拥有政治权利，却没有只有政府才拥有的政治权力，因而它的最典型的形态特征是“非政府性”。就民主体制而言，公共领域并非政府包办一切，活动于其中的，既有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又有活跃着的公民社会的身影。它们相反相成。至于向民主转型的社会，公民社群逐渐破土而出，它和政府的关系不妨是相辅相成；当然，如果双方追求的都是制度民主的话。此时，对政府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宽容，不但给公民社群腾让一些空间；另外在举措上，公民团体的形成，亦可以逐步从审批制过度到登记制，这是趋势。转而对正在艰难形成的公民社会来说，重要的是张扬公民理性。对不合理的一切，可以抗争，但反对以暴力方式达成目的。就后者言，胡适一生的言动，应该是我们今天追求公民社会的最好的榜样。
至于“公民社会”的衡量，可能不在于现在有多少统计数字，更在于还有多少数字（哪怕是一）未被准许。此正如言论自由，检验它的，不是你可以说什么，而是是否有一种力量不准你说什么。否则，说得再多，也与言论自由无关。如果以此为衡量，中国公民社会正处在努力形成的过程中，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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