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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海访民发起的「中国冤民大同盟」2008年在香港成立。部分成员在香港请愿。
傅国涌
经历三十年，整个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在心理上发生深刻变化，求变的情绪在国中弥漫。中国要变势所必然。对话、开放是最好的变革之路，是真正的不折腾。朝廷和有影响的知识份子责任重大。
二○○九年，中国又一次处於大变动的前夜，朝廷的紧张程度大大超过了往年，某种意义上比二十年前开年时还要恐慌，那道广为人知的「不折腾」上谕，就是一个小小的明证。到二○○八年，经历了三十年经济层面的改革，原来这条路无疑已走到了尽头，北京奥运会是最后一次超级盛典，以ＧＤＰ为合法性全部来源的王朝注定了走下滑线，突发的世界性金融风暴更加使这个把全部赌注押在经济增长上的王朝雪上加霜，所有的动作於是都围绕着保住稳定展开，在「不折腾」的旨意下，近期不时传来有博客和网站被「折腾」掉的消息，这场针对所有官方媒体和民间网路的清理、堵截行动，又大大加剧了这种恐慌气氛。
朝廷操控的话语权开始流失
对於朝廷维持现有统治的努力来说，中国今天最要害的部门不是安全部、公安部，也不是国防部，而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近六十年来，特别是最近这二十年来，我们明显感觉到这两个部在舆论控制和愚民教育方面的成功，经济变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和人们思想上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两个部主导下的资讯过滤、强行洗脑、修补粉饰，使多数人处於不明真相的蒙昧状态，这个吏治败坏已深入骨髓的王朝也许早就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人算不如天算，互联网的诞生使密不透风的恢恢天网有了许多网眼，随着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失效，国人的思想越来越多元化，原来完全由朝廷操控的话语权开始不断流失，令中枢日益感到不安。如今朝廷已不再将共产主义乌托邦作为自己的远景目标或道德诉求，而是羞羞答答打出一面褪了色的无比暧昧的社会主义旗帜，而且在上面缝上「中国特色」的补丁。
所以在一月四日和五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分管这一块的中常委李长春要强调与民间争夺话语权，「着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准」，为维持社会稳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就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前，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求是》半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曾直言：「当前，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多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但他提出的应对之方只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底是什么？人们心照不宣，说穿了就是贪污腐败，就是专横垄断，就是男盗女娼盛行，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宪法权利只是纸上的空头承诺，就是我们只能够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空调、汽车......这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虚构的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而且与斯大林、毛泽东这些混世魔王主宰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践也已风马牛不相及。二十年前，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出版具有预见性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当年十月被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以「反面教材」名义译成了中文，这本书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解体，预言了东欧的红旗落地，二十年后读来，尤其震撼的还是他对中国的预言：
「中国将加入世界强国之列，从而恢复自己昔日的泱泱大国的地位。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重新解释共产主义的主旨，而共产主义理想的象徵，将不再是一个在国营钢铁铸造厂里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一位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
这一成就的代价必然是意识形态的淡化。现代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可能仍由共产党统治，但它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布热津斯基的预言很准确
现在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九个年头，事实与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的预言几乎是吻合的，这本书的价值也因此凸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改换包装的灰色王朝就是稳固的磐石，不会遭遇危机，永远不会陨灭了。恰恰相反，在放弃了高调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后，对自主社会充满恐惧的王朝将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之上，这种依赖性之强，使它骨子里变得非常脆弱，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变数就不在可掌控之中。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二○○八年下半年以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心理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信任朝廷的漂亮许诺，朝廷要拉动内需，鼓励消费，而对未来没有预期、没有信心的国人几乎不为所动。对经济危机的惊惧压倒了一切，求变的心理开始在国中弥漫，许多人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怕朝廷了。这些资讯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强烈地感受到，御用文人们也感受到了。
近期，在官方媒介上不断有这样的文章出现，《了望》周刊二○○八年第五十一期刊载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从外部来看，敌对势力通过支持境内一些『异见人士』，不时推出『意见书』、『公开信』，挑战我政治底线。境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既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有人宣扬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还有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科学报》在新年一月一日刊载的一篇署名文章说得更清楚：「现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存在两种极端的思潮。一种思潮将欧美式民主作为今日中国发展的指标，过激地诉诸西式民主。一种思潮将今日中国存在的问题看作是改革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过激地诉诸『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实，压根就不存在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从来都不是地域的，这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不值一驳。
四种思潮力量之间的较量
中国的历史走到今天，可以说是四种思潮、力量之间的较量，除了上述两种，最强势当然是掌握现有大部分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信奉的不过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全部目标就是保持现状，继续无限度地攫取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并且子孙永保荣华，最次也是要移民欧美。另外一种就是在杨佳案和瓮安等事件传达出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和力量，我对他们这些个体和群体显示出的中华民族的血性尚存，深为感慨。民粹主义和否定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试图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思潮有某些交叉，与自由民主的思潮也有一些交叉。其主要诉求是公平、平等，对於受到不公正待遇、处於两极分化下面一极的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它不可能在制度安排上为民族找到出路，只有和自由民主思潮结合才是可取的。
时至今日，说到底，无论掌握朝廷权柄的既得利益集团下多大的决心，拨多少的经费，都不可能把其他思潮、力量连根拔除，持续保有一家通吃的态势。谁都知道，要想长久地保持现状不变，这是不可能的。变是必然，也是常态，问题只是怎么变？向哪个方向变？几条变的路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坏的一条路，那就是王朝崩解，天下大乱，玉石俱焚，社会陷入无序状态，重新分配社会的财产，不可避免的大规模流血，将使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再次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这是我和我认识的绝大多数朋友都不愿意看到的一条路。
最好的一条路，就是对话、开放、和解之路，各种不同的思潮及其代表的实质性力量相互搏弈，相互制衡，承认多元多样多变，谁也否定不了谁，谁也吃不了谁，通过对话，制定新的规则。走这条路的主导权目前看来还在既得利益集团手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导权也会发生转移。我个人更期待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部分清醒者，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能早日接受事实，与其他思潮、力量的代表坐下来，以对话代替对抗，让二○○九年成为对话时代的起点。二十年前我们丧失了一次通过对话解决危机的机会，难道还要无限期地等待下去。
争取最好的结果就是争取双赢、多赢，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真的要宣导「不折腾」，就应该开放舆论而不是管制舆论，从开放言禁、网禁、报禁入手，把新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将一切问题诉诸公开、公平、公正的舆论，这才能落实「不折腾」。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的不怕放在阳光下，接受各种质疑、挑剔、批评，那么，我们今天走哪条路，选择哪一种价值来重建核心价值体系，都可以在公共媒介上进行讨论，而不是单方面专横地将某些思潮、价值扣上「西方」、「欧美」等地域性帽子，加以轻易的否定。
最重要的是建设公民社会
中国要变，这是大时代的呼声，如何以较小的代价、较轻的成本和平地完成「变」，这是我们每个负责任的中国人要思考的，无论在朝、在野。前几天，有个年轻朋友给我发短信说，「如果现政权能在近期这个段落成功转型，主动放权、让权，代价最小，於民族乃是幸事。社会成本问题可探讨，然放眼世界，任何自由皆争来，非乞讨来也，恩赐只有不丹。」我回覆说：不丹也是先有十万人示威争来的，不是王室主动放权，乃是内外压力的结果。
所以，我不赞同策士的高论，而寄希望於中国多一些公民，像「天涯」、「牛博」上的那些公民那样，站在公民的身份说话，而不是像有些所谓的知识菁英处处抱着为朝廷谋划的心态，策士和公民的立足点不同，前者着眼於权力，后者只知道自身的权利所在。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建设公民社会，而不是乞求当权者。知识份子在这个变动的关头，选择做策士，还是做公民，此事甚大。有些人嘴巴标榜超脱、超然，打着学术旗号，故作高深状，骨子里还是为帝王谋，归根到底还是依附於权力，缺乏自身的独立性。
几千来，包括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每一次几乎都由追求权力的人主导，这一次应该由追求权利的人来主导。二○○九年，历史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未来的路能不能走好，固然取决於朝廷的举措是否得当，同时也取决於民间有影响的知识份子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公民品质，当然，更取决於大多数公民能不能把自己当公民，以权利主导这一轮的社会变革进程。
二○○九年一月十日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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