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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
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内需乏力，很多人都在打“分国家财产”的主意，以拉动内需、改善民生为名，建议政府给国民发钱。
应该说，这是一种追求结果公平而非机会公平的主张。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财富的不平等，而是机会的不平等。而机会的不平等必然导致财富的不平等。因此我们今天更为根本的问题不是分钱而是创造平等的机会，与其分黄金万两，不如还公民权利一分！诚如叶檀所说：“把眼睛盯着已有的财富，不会让财富蛋糕变得更大。自由的市场可以高效地创造财富，我国民众遭遇的真正困难是创富机会太少，垄断壁垒过多，市场空间越来越局促。”
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国有垄断让每个家庭每年少收入9万元。他还写过一本书，叫作《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他认为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第二个是国家财政税收太多，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比重越来越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国家手里，没有到老百姓手里。他希望爱思考的年轻人去改进制度。
中国社会的机会平等，首先是要打破行政垄断，实现全面彻底的“对内开放”。这是公民和私营企业平等竞争权利的要求。加入世贸以后，许多外国资本都能够进入的经济领域，却为民间资本的进入设置了重重障碍，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如在石油、电力、电信、城市公共服务、金融、教育、文化、卫生、传媒、法律、艺术等领域，对内开放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对外开放的步伐。单就打破行政垄断、开放经济领域，就能够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700万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这一点只要看看北京一半对一半的经批准的出租车和未经批准的“黑”车之间的比例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机会平等，还需要行政管制的减少和废除。大量行政管制不仅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成本，而且成为政府官员腐败的温床与渊薮，腐败导致了机会的极端不平等。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国外有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办一个企业平均需要过6关，用26天，花费年收入的8％；而在发展中国家，平均要过11关，用59天，花费年收入的122％。据专家估计，如果对我国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进一步改革，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可以提高30％，权力寻租腐败现象可以减少50％。
机会平等，还有赖于全面解放土地和农民，全面开放城市。中国农民迄今为止还是财产权和迁徙权得不到严格保障的二等公民。农民的土地和房屋不能自由买卖，不能抵押贷款，农民的城市户籍权利得不到确认，导致价值几十万亿元农村土地和房屋成为“沉睡的资本”。如果把这些农民的财产权利、迁徙权利和创业权利激活，又能够解决多少就业、创造多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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