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山西省长王君泪洒屯兰矿事故调查会，是最近各类媒体的热点新闻。据南方周末报道，煤炭专家出身、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自去年9月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接替请辞的原省长孟学农而成为山西省长后，无论大会小会，有机会就讲安全生产；他深入矿山调查研究，调研问题细致到包括设备、操作等繁琐层面；出台的相关检查制度，技术细节详细之至；他还组织对山西全省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进行为期12天的专项督查，督查报告后来被全部公开；他发动了一场名为“山西省集中开展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的清查活动；他甚至决定为各市和所有产煤县选配市、县（市、区）长的“安全助理”，他们都是煤矿行业中的安全专家，等等，如山西省府的官员说，“在监管行政手段上，能用的几乎到头了。”然而，恶性事故仍然发生了，王君也在劳累的同时流下了悲伤之泪，不得不代表山西向中央做出深刻检查。媒体称为这是山西省长的宿命。

看着王君老泪横流的照片，我有些伤感，但并不同情。因为，王君在山西的一切努力表明，这位专家型的省长只崇尚行政权力，而没有从矿工权利方面进行反思。几年前，我就曾撰文指出，如果要真正减少矿难对矿工生命的危害，就得从矿工权利维护方面着手，让劳动者有能力保护自己。然而，不仅无执政者理睬，而被一些人视为奇谈怪论。今天，为了让王君这些省长们再不流泪和检查，我不妨老调重弹。

我们知道，在矿工权利方面是有国际标准可以遵守的。1995年6月22日，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矿山安全与卫生公约》就规定，从事矿业生产的工人应拥有下列权利：向雇主和主管机关报告事故、险情和危害；在有理由关心安全与卫生状况时，要求并得到雇主和主管机关的监察和调查；了解和被告知可能影响他们安全与卫生的工作场所中的危害；获取由雇主或主管机关掌握的与他们的安全或卫生有关的资料；在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对他们的安全或卫生造成严重危险的情况下，从矿山的任何地点自行撤离；集体选举安全与卫生代表。

这是国际劳工组织以社会公正为基础制定的国际劳工标准。毫无疑问，这种以工人生命安全为本的标准，对于保障矿工在工作时免受生命之险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国际组织的正式文本，这些标准是人类对劳动保障的一种宣示，集中体现了政府、雇主和劳工等各方面的共同智慧和意志。在这些标准中，最为核心的价值在于把工人当成了与政府和雇主平等的主体，让劳动者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国际劳工组织还特别强调工人集体谈判能力，认为劳工的权利需要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劳工组织和工人代表来维护。上述公约就列出专门条款规定“安全与卫生代表”应拥有包括“参与雇主和主管机关在工作场所进行的监察和调查”、“监视和调查安全与卫生事务”等方面的权利。

中国是承认和遵守这些以保障工人生命权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劳工标准的。然而，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似乎并没有把这些标准当成必须遵守的规则，自然也就不会把工人在保障安全和卫生方面的权利作为一项重要的不可侵犯的原则。那些黑心的矿主，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不会投资去改善关系到工人生命安全的生产条件；那些肩负监督之责的个别政府官员，为了寻租获利，对关系到工人生命安全的事故隐患就视而不见；而我们矿工呢，由于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就成了没有维权能力的弱势人群，即使他们发现了危险的存在，也没有能力促使矿主进行必要的改进，甚至还被逼写下“生死合同”。

可见，在当下的中国，矿工要通过正当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不仅需要社会承认并遵循国际劳工标准，而且还要为实施这些标准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有许多，最为重要的则是让工人有自己的利益组织。

然而，在目前的主流意识和地方当政者的决策理念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为此，他们把一切试图实现群体利益组织化的行为视为不正常，甚至定性为犯罪行为。在我看来，利益组织化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对目前的中国而言，让工人有自己的利益组织不仅是工人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工人有能力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处于强势的资本所有者和公共权力掌握者对工人的侵权行为，使社会处于相对均势。而如果我们不许可工人具有集体谈判的能力，而把工人的命运交给那些只为获得最大化利润的工矿主及个别进行权钱交易的腐败官员，那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在矿难或其它危险的工作中失去生命。

正是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中国要真正扼制住矿难，就要让工人有能力对黑心矿主和追求政绩的矿长书记们说不！对进行权钱交易的官僚说不！


原刊《南方都市报》2009年2月28日中国观察之于建嵘专栏，原题为“如何破除山西省长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