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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郎
边区种植鸦片绝非虚言
对于无数中国人来说，2009年肯定是一个堪值回首的年份。但这绝不意味着仅仅是官方所刻意宣传的、还要不惜花费巨资来突出营造的“建国六十年大庆”，而是还有许多需要人们去思索、去回味的特殊纪念日。且不说“五四运动”九十年、“西藏平叛”五十年和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老百姓的五十年了，还有那“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三十年、“六四平暴”二十年等等。可以说，每一个纪念日，都是一部厚重的让人不忍重读的血泪史；每一个纪念日，都会有无数个屈死的亡灵在等着人们去怀念、去祭奠……
这些天，国内一些主要媒介上连篇累牍发表地对这场“自卫反击战三十年”的纪念文章，依然是在重复着三十年前的陈词滥调，还在歌颂什么“不能忘记曾经有22万中国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利益，付出了不亚于朝鲜战场的惨烈牺牲，以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墨，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改革初年的这场对越战争，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为近三十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华厦’埋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云云。
这是究竟是一场什么战争？还打得那么窝里窝囊、稀里糊涂的，一部哭哭啼啼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但战争就是战争，就是流血死人，就应该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一个跑到别的国家去杀人武装军队，恐怕仅以“教训”二字是说不过去的。但三十年后竟毫无一点反思，继续用老一套的强权逻辑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口吻来坚持错误，那就不得不来分辩一下了。这里，让一个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用自己所记述的《李庆寿回忆录》来细说分明吧。
李庆寿，1921年出生于河北省内丘县，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62年入高等军事院校学习；历任连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部主任和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副政治委员、总政检查团检查员、沈阳军区工程兵副政治委员、基建工程兵煤炭指挥部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战争胜利后，荣获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83年12月离休。
看书中简历，李庆寿打过鬼子，保卫过延安，到过越南，去过珍宝岛，也堪称是枪林弹雨，戎马一生的老革命了。这部于十年前印刷的三十多万字的回忆录没有书号，纯属自费出书，因为书中说出来的声音，并没有按照官方所要求的那样，“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以也不可能是正式出版物。在回忆录中，我还读到了抗战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种植鸦片的真实记载，书中有一个章节：“革命的鸦片烟的风波”，详细披露了在边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号召“亲自动手，丰衣足食”，除去大搞农业生产外，还有计划、有节制地种植罂粟、制作鸦片，由边区专设土产公司向蒋管区推销。毛泽东说过这是给逼出来的，是“革命的鸦片烟”，同时还解决了边区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据当年传主记述，在边区部队，当年谁不搞这东西，谁就有穿不上衣服的实际问题，不仅自己搞，部队之间还发生过争抢呢。这几年，网上一直在传，张思德是烧鸦片塌窑致死的，是真是假不好说，但李庆寿的提供的资料说明，这个说法决非空穴来风。
非正义的“自卫反击战”
对1979年初的那场震惊世界的“自卫反击战”，作者在书中290页“教训越南”对吗？一章里，这样写道：
中国集中了二十万人，约七百辆坦克，七百架飞机以及相当数量的炮兵，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共同的边境线上的二十六个选定的点上，于1979年2月17日拂晓，向越南发起了进攻。此后，中国军队在二十个点上突入了越南领土。在战争的十七天，中国军队突入达二十至二十五公里，攻占了高平、凉山、黄连山、莱州四个省的二十一个县（市）和广宁、宣化两个省的部分地区。……共歼越军五万余人，其中俘敌2173人。
苏联的间谍卫星向越南提供情报，越南事先已知道中国发动进攻的日期和具体时间。因此，越南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做了充分准备。
印度陆军学校教官帕沙尼亚评论：“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能像越南地方游击队在十七天的艰苦战斗中那样顶住强大的中国军队……防守这些关隘的部队往往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弹……中国军队在此中战斗中遭到相当大的伤亡。”
……中国军队共伤亡五万余人（其中亡一万多人），被俘人。（原书缺字）
这一冲突，是中越两党、两国兄弟之邦的不幸！
3月5日下午2时40分，宣告凉山全部被中国边防军控制，通向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当天晚上，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开始撤回中国境内。在撤出越南时，因通信失误，一个营未接到撤出命令，被越军全部歼灭。这在我军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
自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声称“教训越南”和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邓小平扮演教父角色，出兵名不正，言不顺，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越作战“教训越南”也是共产党人打共产党人，是正义的吗？我认为做出“教训越南”的战略决策是大错特错，完全是错误的。其恶果使两国、两军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还说什么我“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这纯系欺人之谈。
从中可否吸取教训？共产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通过和平民主方式来解决，再不要动武好吗？有一位元帅不赞成邓小平出兵越境作战“教训越南”无效，邓小平还是一意孤行，个人说了算。从古知兵非为战，今后动武要深思！这类错误不在犯。
可以说，上边那些声音，是迄今为止，人们所听到的中共军方高级干部对邓小平发动的自卫反击战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与指责！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批评与指责也是符合客观事实和不无道理的！因为在国与国之间,动辄以“教训”的方式或以武力相要挟,就是典型的以大犯小、恃强凌弱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也是有违于国际法的。就拿现在的国际形势来说，前些年中国口口声声说，美国攻打伊拉克，没有征得联合国的同意，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可当初中国越境去教训越南，你征得联合国的同意了吗？另外，即便征得了联合国同意的朝鲜战争，中国不但反对，而且还不是与十五个联合国军大打了一场、直到今天还在对峙着吗？
但是在当时，全国上下却一片狂热的赞扬出兵和歌颂这场战争的声音，听不到不同呼声和相反意见。即便是有像魏京生那样提出不同看法的，也被当局当作不同政见者而被捕下狱了。发生在三十年前的这场局部战争为何要打？打了又有什么意义，到了后来，中越两国怎么稀里糊涂地又和好了，将来又如何向后世交代？这些恐怕都是一个个难解的历史谜团。因为直到今天，对外关系一直是官方垄断的言论禁区，老百姓是不容置喙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和不争的事实，即邓小平通过这次自卫反击战，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牢牢地将军权抓在了自己手里，奠定了他在党内的强权地位。宛如他当时巧妙的利用“西单民主墙”的民主与改革的情绪，给他营造了重新上台的舆论空间一样。
腥风血雨的“六四平暴”
如果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是邓小平重出江湖之后的第一个“杰作”的话，那么，1989年的“六四”事件，让人民解放军对准人民开枪，则是他晚年另一个“大手笔”。对这次亘古未有、已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难以痊愈的伤口的重大事件，李庆寿老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处毫不顾忌的坦率地谈出了个人的看法，现将部分文字照录如下：
是邓小平在1989年学潮采取了当官做老爷，不亲自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坐在家里听汇报，给学生戴上了一项“动乱”的帽子，众人难服，矛盾激化了，又听不进不同意见，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武装戒严——开枪镇压，历史罕见，震惊中外，损失巨大，使我国、我党、我军威信大大下降，其恶果难以弥补。邓小平却说什么“解放军考试合格。”不错，合新军阀之格，但不符合人民解放军爱人民之格！军民本是一家人，人民军队爱人民，怎能开枪打人民！但愿好事变坏事，今后，军阀错误不能犯！
对学潮采取武装镇压是一种腐败无能的表现。
主张武装镇压的人，至今还在台上，但不得人心。
从历史上看，凡对学潮采取武装镇压都平反了——譬如台湾、南韩等武装镇压都早已平反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总有一天要公开认错、公开平反。错了，早平反，早主动；不平反，老被动！
就是在那血与火的六月三日之夜，李庆寿老人所在的解放军干休所也在劫难逃，深夜11时半，干休所年轻的女会计张罗红在住地东侧观看解放军强行向天安门推进，被解放军击中身亡。在这位年轻女会计的遗像前，李庆寿流下了眼泪。三鞠躬致哀。解放军打死解放军，太可惜了！他写道：“昔日战场无数战友在自己身边倒下，我是流血不流泪！今宵在我们住地楼房东侧她倒下，我在她遗像前泪沾巾”
“六四”之后，党支部开了几次会让个人表态，李庆寿都沉默无语。直到9月9日，他在党小组会（他是党小组长）上，才光明磊落地畅明了自己对“六四”的六点看法，大略如下：
第一，这次学潮的开始，学生是拥护共产党的。遗憾的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没有主动地及时地与同学对话，结果使学潮走向歧途。
第二，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但内因是主要的，就是贪污腐败、分配不公，有失民心。
第三，《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从整体上作了一个令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定性，激化了矛盾。
第四，在学潮就要收场时，党中央邓小平又做出派野战军戒严的决定，这时，张爱萍等七名老上将联名上书党中央，认为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反侵略，内卫应该有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分管，但他们被斥为“糊涂”，建议被拒绝。这一夜，数十万大军分几路开枪挺进，才酿成血案。
第五，领导人应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作出好样子。
第六，失误和教训是。最大的失误是执政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专断，听不进党内外人士的远见卓识和不同政见，甚至将不同政见者置于死地，这是愚蠢，也是历史悲剧。一党专政，不允许有反对派存在，把对立面当作敌对分子打下去，失去监督，弊多利少，屡见不鲜。历史的经验证明，根治腐败自己来监督自己更是靠不住的，毛泽东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这就要靠人民民主，人民有口，要广开言路，要尊重人权，要言论自由，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和争论，允许反对派、反对党的存在，树立对立面不是坏事是好事，可减少失误和避免失误，可避免“政治地震”和“政治火山”的突然爆发。历史还证明，不靠真理，不靠人民，单靠武力维持政权是靠不住的，压而不服，镇压不同政见者往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有时机，还有可能会东山再起。
亟待新的《历史决议》
《李庆寿回忆录》印刷于1998年，读过十年前的这些书中语言，感觉到这位老战士的苦口良言与真知灼见，真不亚于那些一天到晚吃“民主饭”的、夸夸其谈的专家学者，比他们体会要深，立论要高。记得“六四”之后，邓小平抛出了好几个“名言”，一个是“当时党内有两种声音”，另一个是“不争论”，还有一个是“淡化”。其实，作为一个具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两种声音”都不显得太少了吗？而共产党当年不就是靠着反对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独裁专制而起家的吗？李庆寿老人在书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应该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再来一个《历史决议》，要广开言路，总结经验，冲破新的“两个凡是”，废除“不争论”的教条束缚，不回避争论，不怕争论，对邓小平的历史功过，既要充分肯定成绩，也不要掩盖其错误，因为他是人，不是神！针对邓小平的“淡化”，书中写道，众所周知，赵紫阳不同意对学潮扣上“动乱”的帽子，不同意戒严，主张并已经同学生和平民主对话，已经使学潮降温，学生已经停止绝食了，还有五位（其实应为七位）老上将不同意出动野战军到北京戒严。可后来却说什么“当时我们全党的认识是一致的。”这纯系骗人之谈！
真如古人所讲：“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三十年过去了，谁还记得“自卫反击战”的功过利弊？二十年过去了，谁还记得“六四”的枪声凄厉？就连不少口口声声要担当天下道义的知识分子,不是见风转舵,随波逐流；就是鹦鹉学舌,为强权张目，竟也有主张“开枪是不得已的”辩解之辞。然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如李庆寿老人回忆录的这些话语，今天听来却还是那样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一个老革命、老军人、老共产党员在面对历史时，不仅用应说的真话来袒露自己的心迹，而且还敢于付诸铅印的文字来公之于世，传之后人。在这个假话连篇的社会里，这样做是需要何等的胆识与勇气！这也说明，即便是在中共军方高层，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也不乏具有民主意识的高级将领。中国的未来，抑或还有希望！
（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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