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


萧公权先生有两本书在内地或有大反响。一本是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本是其《康有为思想研究》。此书七十年代出版。是汪荣祖先生中迻之。其中关于康有为思想尤其是政治改革论，道说细腻，观念清晰，尤其是涉及大历史框架，更是折射了当时正在进行文革之中国人的悲哀——他们对于皇上一人独权，全国疯狂的局面，并不是在进行什么革命，而是全部进入疯人院矣！出现这样的局面，康有为或无预料，但是，早间辜鸿铭之所谓德莫克拉贼说，业已给这样一个局面以大证实。所谓痞子运动使得王国维文化绝望，陈寅恪怨妇悲悼，都是说得这个既不是宪政、也不是革命之历史荒诞主义。所以，眼下人们讨论很多宪政与暴力区隔之问题，却少有顾及这个宪政之不是宪政；这个革命之不是革命之悖谬！也就是说，康有为之光绪主义，孙文和毛之革命，还是半个宪政、半个革命，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讲，就连半个也不是。所以，萧先生在置评1932年宪政研讨以后明确不过地说——

说康氏渐进主义失败，就认为他“不取突进革命，……则毫不正确。再者，我们不应该忽视，尽管他对未成熟的个共和表示疑虑不安，他曾诚恳地相帮助民国成功——‘妄想’可以助其成功！

“同样的，孙氏最初对共和的热望也被后来的事实所沮丧。1917年他以护法之师以抗北方军阀。1924年他兴师北伐，最后终于有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此实为十二年前他所参与建立的多难共和的结束。中国的第二共和始于1928年南京政府的建立。民国政府重新肯定他的训政之说，以国民形宪准备。共和立宪于1932年再度提出，但逆境于共产党的威胁和日本人的侵略致使长期未能实行。最后，国民大会于1947年元旦颁布。但时已不我予，毛泽东不久在中国大陆实行他的‘新民主主义’。1947年的宪法对在大陆的中国人而言。是否为另一引人的希望呢？”（见《康有为思想研究》）

他这个说明，就是现在未完成式（台湾除外）；是说，中国之康氏改革和孙文革命，还是一半主义，并不完结——从悲观主义说，是只有半桶水；从乐观主义说，是有了半桶水——究竟是悲观还是乐观？又要从眼下中国人对于皇权改造和党之改造（！？）入手。康有为主义，按照萧先生说法，就是支持光绪，规避革命，逐渐民主。这条道路好像温文尔雅，实际是梦想——现实和逻辑都错！萧先生一言蔽之，因为君主立宪之英国民主宪政传统不沾中国边际！故康观点大误！康有为之所以说英国，是因为其君主人在，却可以心死——清末事情是人还在，心可死之问题吗？不是。康有为不如汪大燮。汪氏英国事情看得很明确。因为他看到英国政治之反对党因素，就是他说的：乱党因素——告诫光绪和慈溪不可以仿制之——而考宪一班人马，都要学习德日，说是王权既在，民权亦存——就是不提乱党问题。所以，考宪一大阵，形同盲瞽。反而言之，康有为不提及乱党之正面因素；章太炎好像也不重识——他只是要法家约束王权，却不想，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唐甄语）之真谛。如果我们看重帝王权限论，看重清官挟制论和三省封驳论，我们却也不好完全否定唐甄主义——因为那是一个全局，基本情形——也就是中国政治制度之半个有效性所致。光绪氏乎贼也？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似是而非之问。就像我们考证贞观之治和汉文、景之治，是不是皇为贼也之问，是一个假问题。为何？因为关键就是其没有可持续性结果。我们说过，历史是一个整个过程之历史。所以，切下一刀，说，这个一刀主义好，就是否认了其他霉烂，溃烂，稀烂之历史。没有可以还原的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只有覆灭之之治，之历史。于是，总体上说，王，贼也！不差，不误，为确！从来就有这样的说法：君主“独制天下而无所制”（李斯语）。现在，光绪和康氏要制度了，行吗？就像现在另外一个皇上党要制度了，行吗？

康有为的政治保皇和反后（慈溪）观点，据说是民权渐进主义的一个序曲。那么，民权和乱党，革命之间究竟又是什么关系？现在所谓维权运动的政治含义，是不是取消所谓政党政治，取消反对党政治，即取消“乱党”政治，成为民权是不是真民权之标尺——我们前次多次引述的德国或者日本宪政运动之前提：多党竞争的存在——是为一个关键；换言之，康有为可以成为虚君政治或者皇上政治（反对帝后政治）的鼓吹者，但是，他如果不知道政党政治乃宪政运动之前提，一如德国日本等，那么，其民权操作就变得十分虚妄和虚伪起来。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也就是说，宪政运动之敌国，敌皇，敌朝廷，必须成为政治的实际存在。舍此“敌国”之存在，民权，精英和代议制政治，即同虚置，毫无意义。在此意义上，康有为可以是暴力革命之反对者，却也可以是民国初创的拥戴者，或者一直到1932年以前之民国草创宪政的追随者，但是，康氏和很多中国宪政主义者一样，轻视了政党政治——也就是慈溪之类谓之为乱党政治的民主要素，中国民主，中国宪政，就不但不能实现，而且会发展到民疯和德莫克拉贼主义。这是历史的证明。而西方宪政的规避革命和一党坐大，一皇坐大，甚至议会坐大，人民坐大，即是其实行多党制衡主义之反。这是十分清楚的历史，十分清楚的事实。故此，康有为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们之所以忽视这个问题，也是他们还是陌生宪政实质，选择于有利于朝廷之宪政，不利于民权之宪政之故。

于是，接踵而来的判断是，无论是康还是章（绛），都是没有看到多党问题的半个妄人。只是其采纳的政治形式不同：章太炎是革命者，他主张的敌国是革命论——少于考量转变敌党为多党——当然，他对于孙党之不满意暗含着多党存在论；康氏则几乎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光绪身上，而根本不知道在明治时代，所谓阪垣和大隈之敌国反对党之被容纳，之被入阁，之被政治常识化。这个区隔，章太炎和康氏一样不重视，予以罔顾。这样一来，中国保皇和革命问题，因为没有政党政治的前提而虚议一场，到头来还是对于民主顾左右而言他！甚而言之，康有为之保皇和支持民六复辟，乃是他上贼船，遂贼去的爱屋及乌主义的大堕落（可惜，支持张勋复辟的不止是康有为，还有陈寅恪——有诗为证）。

所以，就像一党主义者一样，上贼船，遂贼去——他们一直到今天还是紧紧抱住一党主义中所谓“好党”论紧不撒手。这是中国文化人的一个特色。如果说，光绪还是值得支持的话，那么，张勋和袁世凯难道还是值得支持之乎？如果所谓专制主义可以为共产党反对，成为共产党反对之之证据；那么，共产党本身造就的极权主义仍然是可以支持，可以幻觉，可以拥戴之乎！于是，一个皇上不可以反，和一个共产党也不可以反的顺民心结，正在逐步转换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无可药救！康有为的皇上万能论其实皇上是不可药救之阿斗——现在的党救党论，如出一辙。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还是章太炎说得好：他说，

“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瞒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瞒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借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曏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若长素能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后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迹葆覆于金塔，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柱，抑亦可以尉荐矣。借曰死权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馘，卓茂之尊荣，许靖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那么，接下来的政治逻辑应该如何发展呢？

这个政治逻辑就是，回到既不是康有为的渐进主义，也不是章太炎的急进主义，而是踏踏实实地营造一种反对力量，而在政治演进上逐步做到德国和日本之产生反对党的历史和践行——从中找到制衡于皇上＋共产党的、那种实质性反对力量，也就是宪政主义的制衡根本诉求——宪政主义不是君权下授，也不是民权霸道（“数人头”常会导致“多数暴政”——萧先生有此看法），而是各种反对力量的出现和制衡——中国历史上有限的君相制衡主义，政教制衡主义和文化制衡主义（儒学至上）等等相对论，可兹使用，发扬光大，以产生真正的历史拿来主义和西化，化西主义之结合——康有为之“综合论”（亦见萧公权书文），中西比附论甚至其“大同”论，其实却很少顾及于此。于是，大背景下，清末很多课题之研讨，转化成为中国政治现在进行时的关注。这些课题内在的联系十分要紧：一皇改制，万众欢迎的康有为主义，正在转变成为一党政改，亦万众欢迎之大期待，大幻灭，大忽悠。这是我们研究康有为，研究章太炎之要则——否则，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关照，不是尽数落空了吗？民主问题其实是一个文化问题。希腊民主与之其经济发展，难道直接关系乎？自由市，自由邦，难道也是经济发展的唯一产物？“民主不可能随叫随到，即使最有决心的改革派和革命派也难立致。如果历史提供线索，建立民主的捷径，除了良好的环境与领袖外，要有许多像1775年在美国殖民地争取自治的普雷斯顿队长一样的农民，虽然他们从未听到哈林顿。薛地尼、洛克等人倡导的‘自由真谛’。”（同上）（这里提出的问题又直接关涉到下一个问题，革命党是否在推翻专制以后可以建立民主——这个为康有为提出的“训政”概念——如何成为孙文、蒋介石的专制——又如何成为毛泽东的极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中国本来没有民主，改革和革命后会不会有之？也是悬念；要看革命或者改革以后的文化综合论如何发展光大之。是一个深刻的含义。）

于是，民主演进和急迫之悖论再现。迄今无解？“从1898年到1948年，中国政治中的一个不愉快的事实未尝改变：大部分的人民未习于民主。陈独秀在《驳康有为共和评议》中，承认此一事实，而怀疑可用共和主义和宪政主义来实施民主。……

“陈氏不久即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而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真理’。事实上，时代背景为共产主义的胜利铺路。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加上一般民众政治水准的落后，都给毛泽东帮了大忙。”其间关键之处犹是，“对已经习惯于民主方式论事的西方人而言，民主（不论是君宪或民宪）可经由‘开明专制’（据说是梁启超发明此词）或训政的过渡来达成的想法，不免令人觉得奇怪。他们有时会忘记近代西方民主传统是经由缓慢、有时甚为曲折的演变而来，而忽视中国在几千年专制政体下停滞不前，仍是一落后国家，必须从头建立民主的习惯制度。在中国少数知道一些西方政治史并见到政治近代化在自己国家急需的人（如康、孙），已不能期待，或寄望慢慢演变，不可避免地他们有了难题；要在既无需求也无能力自治的人民中间建立‘民治’。他们对此‘中国的困惑’唯一解决之道乃是由精英分子来训练人民如何民主。因此，这一看似奇怪的方式从历史上看是可以理解的。”（同上）

这个观念的突出疑问是，“他们有时会忘记近代西方民主传统是经由缓慢、有时甚为曲折的演变而来，而忽视中国在几千年专制政体下停滞不前，仍是一落后国家，必须从头建立民主的习惯制度”——要慢到何时？多少时间，是一个准确的过程？这个过程前接专制，后接民主，中间操作如何？是不是现在政权中人所言，要百年至多不少？

二，精英传输民主，不单孙文，康氏如此言，就连约翰.穆勒也是这样说过（见其《代议制政府》）；而马克思主义就将其自身说成是（ID）由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劳动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因为工人只能自输无政府工团主义（见列宁语）——而现在，孙文、康氏皆去也，谁来灌输？灌输什么？谁是现在的“精英”——这些罔道从势者乎？——还是草根阶层的直接意识？

三，现在，中国人据说业已崛起，没有了“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外国侵略”，而民主亦遥遥无期。这一情势又该如何解读？

其实，我们发现的问题症结根本不在于此。要言之，孙文，康、章等人面临的封建王朝，说到底，是一个尚有可塑性的历来专制主义之政府。专制主义之所以不可以拿来为极权主义所用，是由其据。根本一个证据，就是专制主义和破坏，起义，造反本来就是双面一体——或者叫做超稳定结构——可以说，专制之颠覆胜败萧何，是一个怪体双头鹰——这是革命产生于兹，专制产生亦于兹之千年局面——而极权主义，苏俄主义一旦进来，事情本质发生了孙文，康章都无法解释和决断之问题。因为极权主义之于民主，比起专制主义之于民主，更是遥遥无期。所谓革命资源一扫殆尽，是其特征——宪政与革命，更加困难——
一向所说，清末改制，民国自由，都是民主尚存而罕见，不是不见之结局。清末报纸，民党，团契之存在，我们说过很多——民国也是如此——而毛国，则非也！于是，在没有清楚专制如何走向民主，是急迫还是慢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又跑出来一个比较皇权和孙文、蒋介石政权更加独裁之政权。于是，民主问题，就不是比照孙文、康氏时代之问题可以参照，可以蓝本之模式了。所谓，更怀的，代替较坏的，成为事实——与历史前提，历史事实迥然而非。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个问题接踵而至。是为问题加上问题。所以，轻率说革命好，于章太炎——或者说，革命不好，于康有为——都是针对专制而不是针对极权——这难道可以忽视不管吗？托克维尔所谓旧制度与大革命之观点，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法国革命，未必可以解释未来之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或者中国改革（不是邓革，是真正的改革），或许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人们根本没有成熟考虑之课题。

故此，一要解释，在清末，民主如何演进之时间性问题；要解释灌输，革命，领袖和人民之间之互动与牵制之要；要解决民主之启发民智，民智之促成民主之鸡与蛋之问，也要关注这个苏维埃主义对于国人的荼毒带来的民主变民粹，科学变武器之武器之不批判主义等等。

当然，还有一个西方国家民主和资本龃龉其间的中国市场问题，加入进来，做成两难复杂局面。

思考历史是对的。但是，思考的参照系，应该是历史和今天——不然，我们谈论历史，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