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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两会“代表委员”不抱任何期望
凌沧洲
“两会”每年在京城搞一把，会上的“演员们”倒是风光无比，可是不少人还是要为此去折腾或被折腾——申诉的冤民如飞蛾扑火，又是找有司衙门，又是撒传单，以为这些人还能出演把“青天老爷”，为之洗雪平冤；而为了营造“和谐”，交通警察、武警、保安、戴红箍儿的老头老太“侦缉队”都神经绷紧，在大街小巷亮亮他们的身影，一来必须保证“大道如青天，代表行无阻”，二来以其组织良好的队伍震慑住草民屁民。
这更加深了我的想法：我本人对两会“代表委员”不抱任何期望。
在中国的现行宪法中，代表的选举办法是有明文规定的，全国性的代表和省市的代表是不会直选的，不仅宪法中没有规定全国代表的人数，政协委员的选举办法和名额宪法中也没规定。
因此，两会也就是两个会而已，在法律上的定位不知从何说起。
人民代表是谁，政协委员是谁，他们谁代表了你，你选过谁，哪个人大代表为你在会上呼吁过什么，为你们的工作、钱囊、环境、奶粉安全以及为你孩子的结石呼吁过什么，你能不能在报刊电视台网络上批评他们，你能拍拍胸脯说你门清吗？！
但我对申诉的冤民和近期一些公民的公开信、陈情表、建议书，都持相当的理解态度，虽然从短期实际效果看，几乎等于零，但从长远来说，其意义决不可低估。
最大的作用，就是表明了公民的立场和态度，有的等于说出真相，有的表明决不可被征服的意志。
这是声音的力量。
就像我今天的这篇文章，声音很弱小，有人听到也会很不是滋味，有人也觉得很有共鸣。
争取自由和人权，首先就是从站出来说话开始。
这个体制把越来越多的人力和成本投入到维护表面的“和谐”中。人们未必能听到代表委员们的在会上的高谈阔论，但看到并深切感受到“代表”着“人民”的与会者，如何一年一度地把人民的基本“路权”也给代表了——这些其实是从技术层面上很好解决的问题，第一不见媒体呼吁，因为媒体都是官控的；第二，许多市民为此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体力精力，甚至包括底层警察们因此而付出的加倍紧张和辛苦——私底下可能也不乏怨声载道，党国高层决策人士是真不知道吗？
问题是：多年惯性如此，体制需要如此。
假如全国性代表、委员各有500人，而不是现在的几千人，找个大点的宾馆就全能住下了，讨论什么也都方便，也用不着经常进行道路交通管制。而且得真正节约多少会议费啊。比如北京北五环的北京会议中心，我想就能解决集中开会的问题。但是不行！人多与会议效率成反比，大佬们深谙其道；人多声音就更分散薄弱，大佬们也知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举手通过起来才更便捷嘛。如果只有各500人，500人中出几个特立独行之士，这特立独行的人又时不时来点特立独行之言行，呼吁点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就麻烦大啦！
一些演艺界、体育界的委员、代表人士，在他们自己的行当是把好手，但于代议制政治和民主自由，他们懂得个什么呢，不仅谈起法律不如我的律师朋友们，而且如果实现公开的直选、竞选，也未必能选上，但也大言不惭，提点不痛不痒的提案，说点不着四六的话题，年年耗费中国纳税人的巨大血汗而已。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生活着无数沉默、不幸的人们，他们耐心地观赏这一年一度的演出，当然，我不否定，像小脚侦缉队之类人是非常虔诚、投入地观赏，并且欢呼雀跃，容不得半点喝倒彩的。这些老头老太以及其他被震慑住的沉默的大多数，正是构成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因此，对于一个屡屡被征服的民族，对于一个曾经都参与制造现行体制与文化风俗的国民来说，都不要做一脸无辜状，这都是历史和现实的报应，每个民族都配得到他应得的。
但是，也有少许人站出来发言。我可以看成是忏悔和赎罪的开始，比如都曾经参与制造、拥护、容忍谎言。在历史的天平下，我们许多人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过错。今日国民的苦难，都有国民自己有意或无意选择的责任。
我们许多人重新选择，为的是自己不再像个奴隶跪着苟活，而能像个自由人有尊严地活着，并期盼我们的儿孙有一日能自由与尊严地活着。
美国畅销书作家克里斯·马修斯曾经写道：“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我幸运在场。·····正是生活中的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和人格伤害，最终摧毁了东欧的社会政治体系。森严的铁幕之所以被撕开，因为当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东德官僚体制的蔑视，那是一种美化抽象民众、却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
尽管震慑、威吓从没停息并有加强的趋势，但民众的请愿、传单、公开信、呼吁，却越来越有从乞求、恳求到蔑视、冷眼的意味，此点，朝野各位人士、新闻工作者、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可不深察。
2009，3，5写于大唐帝国边城，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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