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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孩子叫回家了吗？
对。那晚之后，我要出去，就在门上贴纸条，说这几天你哪儿都不许去，就待在家里。后来她说，当时在家，听妈妈打电话、接受采访，觉得你说的也对。可是我一到学校，和同学在一起就全不一样了。丁子霖的孩子是高中学生，她把孩子关在厕所里，那孩子爬窗户出去了，在街上就遭到流弹。对这个案例，必须每个细节都查得清清楚楚，然后是法律鉴定：所中的是什么子弹，有没有抢救，是否狙击手的爆炸子弹，击中了就没有救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府的戒严令已经下达，在街上（而非住宅内）遭遇流弹，个人（成年或未成年）有没有责任？都得说清楚。每个个案不能笼统去说，每个人都须分清责任。对「天安门母亲」，我是钦佩的，她们所做的已经得到人们的公认。共产党是独裁者，但恳请它平反无助社会前进，中国问题并非推翻它就解决得了。
香港朱耀明牧师发起「我要回家」运动，为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争取回家的权利，你怎么看？
我很尊敬这位牧师，但还是觉得图图大主教的准则更公正，也更智慧。让这些人士回家，别笼统说，先提出名单，比如第一批十个人、他们是谁、是哪年出来的、为什么要离开、怎么出来的、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如果回去了要做什么等等，都清楚之后要公布。不要说「六四」流亡者个个英雄。更不能按当时地位决定先后。必须一个案子一个案子调查。当时香港人捐了上千万港元，这些钱是怎么花的，没花完的去了哪儿？我记得有篇文章说，领袖李禄六月三日说分钱安排逃跑路线。文章作者说还有同学在帐篷里睡着，要不要叫醒大家一起撤。李禄说，叫醒他们，咱们就走不了了。这一细节是否属实？要由真相调查委员会提交。如果帐篷里还有同学，最后被坦克碾压而死，那么开坦克的兵、下命令的军官，都有责任；不叫醒追随者率先逃命的领袖，也必须在法庭上提出来。这就是真相调查。
你认为「平反」的提法有什么不妥？
首先是不平等，你是统治者，我是被统治者，我恳求你为我平反；你可能理我，可能不理我。二是不公正，不是依法行事。没有标准，想给谁平反就给谁平反。平反往往是统治者的策略。权利被侵害的公民要的，不是策略，而是法理与法治运行。再说，现在叫喊「六四」平反，当局会收得更紧，邓家不能得罪，杨家（杨尚昆）和王家（王震）也不能，连李鹏的六四日记都不能出版（即《关键时刻》），还说什么真相啊。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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