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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孩子叫回家了吗? 对。那晚之后,我要出去,就在门上贴纸条,说这几天你哪儿都不许去,就待在家里。后来她说,当时在家,听妈妈打电话、接受采访,觉得你说的也对。可是我一到学校,和同学在一起就全不一样了。丁子霖的孩子是高中学生,她把孩子关在厕所里,那孩子爬窗户出去了,在街上就遭到流弹。对这个案例,必须每个细节都查得清清楚楚,然后是法律鉴定:所中的是什么子弹,有没有抢救,是否狙击手的爆炸子弹,击中了就没有救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府的戒严令已经下达,在街上(而非住宅内)遭遇流弹,个人(成年或未成年)有没有责任?都得说清楚。每个个案不能笼统去说,每个人都须分清责任。对「天安门母亲」,我是钦佩的,她们所做的已经得到人们的公认。共产党是独裁者,但恳请它平反无助社会前进,中国问题并非推翻它就解决得了。 香港朱耀明牧师发起「我要回家」运动,为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争取回家的权利,你怎么看? 我很尊敬这位牧师,但还是觉得图图大主教的准则更公正,也更智慧。让这些人士回家,别笼统说,先提出名单,比如第一批十个人、他们是谁、是哪年出来的、为什么要离开、怎么出来的、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如果回去了要做什么等等,都清楚之后要公布。不要说「六四」流亡者个个英雄。更不能按当时地位决定先后。必须一个案子一个案子调查。当时香港人捐了上千万港元,这些钱是怎么花的,没花完的去了哪儿?我记得有篇文章说,领袖李禄六月三日说分钱安排逃跑路线。文章作者说还有同学在帐篷里睡着,要不要叫醒大家一起撤。李禄说,叫醒他们,咱们就走不了了。这一细节是否属实?要由真相调查委员会提交。如果帐篷里还有同学,最后被坦克碾压而死,那么开坦克的兵、下命令的军官,都有责任;不叫醒追随者率先逃命的领袖,也必须在法庭上提出来。这就是真相调查。 你认为「平反」的提法有什么不妥? 首先是不平等,你是统治者,我是被统治者,我恳求你为我平反;你可能理我,可能不理我。二是不公正,不是依法行事。没有标准,想给谁平反就给谁平反。平反往往是统治者的策略。权利被侵害的公民要的,不是策略,而是法理与法治运行。再说,现在叫喊「六四」平反,当局会收得更紧,邓家不能得罪,杨家(杨尚昆)和王家(王震)也不能,连李鹏的六四日记都不能出版(即《关键时刻》),还说什么真相啊。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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