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老百姓的困境


说起专制者的困境，还先得从老百姓说起。几年前读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以下一段描述让我一直不能忘却：

绝大多数农户平时所食之菜，只是自制的咸菜与酱两种。食油、蔬菜、肉类，主要集中在三大节日（麦收节、中秋节、春节）与招待来客。北方各农户很少有专门的菜园子，没有自种蔬菜的习惯。问其所以，有的说怕偷，有的说缺水。1988年末，我到海南省苗黎山村去调查也发现他们没有种食蔬菜的习惯，就其原因，也说怕偷。

我之所以不能忘记这段描述，是因为它揭示了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理性选择。我们来设想中国村里住着张三和李四。张三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上策是“李四种菜、我偷”（张三得最高回报4分）；次优选择是“李四种菜、我也种菜”（张三得3分）；下策是“李四不种、我也不种”（得2分）；下下策是“我种菜、李四来偷”（得1分）。李四的如意算盘正好相反：上策是“张三种菜、我偷”（李四得4分）；次优选择是“张三种菜、我也种菜”（李四得3分）；下策是“张三不种、我也不种”（得2分）；下下策是“我种菜、张三来偷”（得1分）。由于张三和李四都很聪明，没人愿意自己做冤大头，又都想占人便宜，结果都让园子撂荒。用博弈论来说就是，“偷盗/偷盗”成了张三和李四的“纳什均衡”。“耕耘/耕耘”这一帕雷托优化选择却被放弃了，社会生产力和财富增长由此受损。

从小的种菜的道理，我们可以想到“稳定压倒一切”和“和谐社会”的大道理。既然是“老实人吃亏，奸猾者吃肉”，“良民倒霉，盗贼致富”，在“良民淘汰定律”的指引下，没人愿意“和合相处”，反倒都是“同室操戈、同根相煎”。“一盘散沙”和“窝里斗”带来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于是百姓开始期盼英雄。张艺谋的《英雄》的故事讲的就是中国政治的难题和解方。在历史的长河中，“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它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应运而生。

几天前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工作报告，下一段论述让我印象极深：

通过深入学习讨论，大家更深刻地领会了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等重要论断，进一步增强了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吴委员长的精辟论述讲述的正是“伟、光、正”的党解救百姓于困境的伟业。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毛和邓时期）建立了一套高效镇压机器—无产阶级专政，谁敢乱，就专政他，把他偷鸡摸狗所得没收后再加以惩罚（把4分所得扣掉两分，让他偷鸡不成蚀把米），也就是“重典治乱”。张三和李四很快就被“和谐”了。“和/和”成了张三和李四的“纳什均衡”。这样，安定团结的局面就形成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政治文明”。共产党就成了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千秋万代、一统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此，我想略作点补充：三百五十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位哲学家叫托马斯-霍布斯写了《利维坦》一书。他发现，在无公共权威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他人都是自己的敌人，人类生命是“孤独、贫困、肮脏、残暴和转瞬即逝的”。后来人们把人类的困境命名为“霍布斯困境”。他提出的解方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全能国家—“利维坦”，在它的干预下，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社会”，或者叫“文明状态”。我不知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也因此可以归入“普世价值”的范畴。但至少可以说，三百五十年后，中国共产党用同样的“利维坦”解了“霍布斯困境”。如果由此估计，中西政治文明相差300来年，恐怕不为过分。那末问题是，从十七世纪中叶到今天的三百来年里，西方又做了什么呢？西方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困境：“专制者的困境”，而且，还又发现了神奇的解方。


官老爷下跪


什么是“专制者的困境”？先让我们来看看2008年四川震灾后发生在德阳市的几个特写镜头：

•镜头一：“5-12”地震后，四川省绵竹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抗震救灾总指挥蒋国华四次给富新二小一百多位父母下跪，试图阻止他们游行示威，承诺调查学校“豆腐渣工程”，给失去孩童的父母一个交待。平时农村的百姓根本没有与书记近距离搭腔的可能，如有，百姓也会吓得两股颤颤。今天却气候不寻常。蒋书记一边下跪、一边磕头，嘴里说：“坐下来我们好好谈谈！”一个父亲说：“晚了，不谈了！”蒋书记又说：“我会调查，我会仔仔细细地查！”一位愤怒的母亲，看似一位良家妇女，抢白道：“查？！查你妈的X!”
•镜头二：2008年五月底，德阳绵竹汉旺镇中心小学的一百多位父母堵住了一条主要干道，抗议垮塌校舍“豆腐渣工程”，并要求查清腐败因素。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证权立即到达现场处理突发事件。陈副市长说，你们有意见，想找领导反映。我是德阳市副市长，来听你们的意见，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位父亲说，“我们咋个信你是市长呢？”一位母亲说，“有事了都跑出来说是市长，那个信呢？”陈副市长指着绵竹市来的领导说，“这里有你们地方的领导嘛！你们可以问他们作证！再说这儿还有这么多执法人员，我也不会撒谎嘛！”父母们还是不信他，最后汉旺中心小学的校长出来说，家长们可以查验市长的工作证。
•镜头三：富新二小的父母亲请愿抗议游行二十来公里后，德阳市府用公交车把他们载到市高新技术区办，德阳市府布置了午餐，几个父母不愿意进会议厅，担心是“有进无出的鸿门宴”。一位母亲要负责文教卫的副市长宋玉华保证他们有来去自由。宋副市长说：我绝对向你保证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当然你们有来去自由啰！一位母亲说，我们受骗都怕了！我们哪个都不敢相信了！她要求媒体也可以进去。但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在众人面前被德阳市的一位官员推搡出去，并说要查她的采访许可证为何没有大红印。
•镜头四：富新学生家长抗议后，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同意察看事故现场，并邀请成都西南建筑设计院的一位姓肖的总工和省检测中心姓梁的工程师参与调查。张副市长保证一个月内出调查报告。在准备会上，家长要求肖工和梁工表明他们的身份到底是政府任命的，还是代表政府的，还是志愿中立的专业人士。显然两位不是政府人，但他们也不敢宣称是中立的专业人士。家长们要这两位专家当场表态，他们看到的就是“豆腐渣工程”；但两位专家表示需要时间、采样、测验和数据，然后才能下结论。家长认定这又是政府用专家来敷衍塞责，反正他们是农民，什么都搞不懂。最后，报告一个月后没有出来，至今也不见影子。

这四个镜头不只是反映了德阳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中国的问题。首先，如果党和政府自称充当百姓的监护人、制止他们相互危害；那么，谁又来保证“监护人”不危害百姓？“谁来监护监护人？”比如，老百姓说的腐败、“豆腐渣工程”害人，其实就是监护人失职、国家罪错和恶政害民。其次，党政官员为何没有信誉，更没有权威？当然，所有的市级领导全都没有寻求和接受选民授权，老百姓跟本不认识他们。在中国文化中，下跪（更不要说书记给农民下跪）具有强烈的文化符号意义。但即便如此，百姓就是不相信书记的诚心。最后，新华社和建筑设计专业学术机构本可以承担“公证人”的角色，让冲突的官民双方都相信对方会以诚信和公正从事。但，党和政府一定要全权掌控一切制度化资源，以至当自己需要找到冲突之外的“第三方”作为基点，建立公信力时，老百姓全然不相信，只认一个理：“你们当官的官官相护”。对中国农村的老百姓来说，“当官的”包括所有的说普通话的（对老百姓是“官话”）的、戴眼镜的、城里来的和有身份的。

“专制者的困境”包括：没有人或制度能限制专制者滥用职权、鱼肉人民；当专制者信誓旦旦表示会为民服务时，他又没有公信度。最要命的事，当专制者实实在在作了好事后，老百姓还是不相信他们得了好处、没有作“冤大头”。我从四川灾区离开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征询我的意见，问如何处理好学生家长的诉求。我说，政府给每位死亡学生赔偿5000元，与所有遇难者一样，显然不合理。毕竟学生是在学校死的，学校是国家办学，教学楼是国家和政府负责修的。要想让失去独生子女的家长满意，赔偿至少要在原金额上加十倍，也就是说至少五万元。后来，所有的家长获得六万元的赔偿，外加三万元存入社保金账户，但许多家长们还是不满意。当然这与调查未能展开、腐败和豆腐渣工程等问题未能触及有关，但也有家长是想要更多的赔款。客观来说，前个因素还有道理，后面的要求难以满足。毕竟国家赔偿要平衡各种灾难和各地灾难，一旦先例建立，也要平衡未来的赔偿。最终，还要与纳税人的经济水平平衡。但老百姓不考虑这么多，民众心理还基本上是“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一言堂”的公信力危机


政府官员说，老百姓吃完肉，放下筷子骂娘。难搞的老百姓被称之为“刁民”。其实，中国民众固然许多人愚昧无知，但还至少懂这么一个道理：如果要公平，那切蛋糕的就不能第一个拿蛋糕。如果政府官员和百姓是球场上较量的双方，那政府就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如果政府确立规范，那必须让人们能把这些规范用在政府身上；如果政府是利益一方，那裁判必须来之中立的、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第三方。“一言堂”和“家天下”只会导致公信力的危机。

两三百年前，这样的事也发生在了西方。原来，国王从贵族那里收税举债。因为贵族拥有的财产主要是以不动产形式存在（土地、森林、庄园、牲畜和农作物），国王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贵族的财富，贵族也没法隐藏或转移走财富。国王的专制主义得以存在。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等人的研究，尔后，商业兴起，财富主要存在于货币（或金银）形式，并集中于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善于隐藏和转移财富。当国王横征暴敛过度时，资产阶级会抽资而逃。结果国王既收不到钱，又丢了摇钱树，还把国民经济搞萧条了。国王于是向资产阶级保证，他只收有限的税，决不横征暴敛，希望大家不要走人。但对资产阶级来说，国王有公信力危机：第一，今天你可以保证，明天你又想毁约；第二，权力在保证人手中，不在保证的受益人手中，那谁能保证保证人不依仗权力、以势压人？为了取信于民，建立公信力，国王决定召开议会，由议会来裁决征税纳税事宜，充当王权与市民社会的裁判。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就这样诞生了。

议会不只是解决国王与贵族、资产阶级经济冲突的场所，以后也成为这些阶级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解决利益冲突的场所。同时，议会又成为宗教各派利益、各个意识形态较量的场所。在众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重分歧下，经历一个多世纪，西方的政党在几次冲突中先后诞生了：城乡差异（比如保守党和工党），教派分歧（比如基督教民主党与天主教民主党），教俗之争（政教分离），阶级冲突（社会党和共产党），和后物质主义文化（比如绿党）催生了各种政党。多党制产生了。为了保证公平，多党或两党轮流执政势在必然。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所述，“无知的帷幕”是保证公平正义的程序基础。所有的立法者都必须假设他们生活在“无知的帷幕”后面：不知道自己的经济地位、政党归属、人种、教育、宗教、阶级，等等，而一旦法律制定出来，无论你站在什么位置，你都会接受并认为是公平的。只有政权经历过交替，而法律还依然被认为是公平的，正义才实现了。如果一个政党知道它永远不会成为反对党，那谁又会相信它的施政会给党外人士和反对党正义？所以，多党执政无非是加强国家、执政党和他们制定的政策法律公信力的又一程序而已。

早在两千多年前，政治学之父亚里斯多德就发现，政治的正义主要看政权是服务于公众的还是统治者（独裁者或集团）的：天下为公是正义的，天下为私是不正义的。由于民主制是建立在多数原则基础上的，如果统治集团即便占大多数并以“人民”的名义只服务本阶级利益、侵害少数人（尤其是富人和智者）利益，它也不是正义的。三权分立的出现，尤其是独立的司法体系，给每个个人提供了寻求正义和补济的制度途径。“三权分立”让君主制（体现在国家元首和行政首长职位上）、贵族制（体现在司法体系上）和民主制（体现在议会代议制度上）完美融合，形成一个混合整体，以便更好地服务政治正义和社会公正。总之，西方的专制者用“有限政府”换得了政权的“政治公信力”和百姓的“政治忠诚”，从而破解了“专制者的困境”。


“照搬”还是“进化”？


今天，“专制者的困境”是压在所有中国党政官员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面对每年十万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中南海的政要们每天的梦靥就是担心翻船。“维稳办”建了也有近十年，今年2009年肩负着特别重大使命，要应对建国60周年、西藏暴动和达赖喇嘛流亡海外50周年、“6.4”天安门事件20周年、镇压和禁止法轮功10周年等可能引发的突发事件。为此，习近平执掌称为“6521”(维稳办)的委员会亲手抓百姓造反的大事。围绕着稳定的中心，“亲民秀”和“民心工程”纷纷出来：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春节到老区百姓家磨豆腐，总理既掉泪又下厨。二位还加入了上网网聊的行列。

总结起来，最高层在做两手工作：先由基层干部打一线保一方平安。为此，全国三千多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先后到北京接受集中培训。如果地方干部顶不住，事态失控，高层再出面，同时并用三个杀手锏：弹压（出动武警和军队），收买（动用中央财政或紧急预备金用钱来解决问题）和撤职（基层官员成为中央的保险丝，该烧掉时就烧掉）。尽管通常是“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但老百姓却相信这样一个政治神话：“中央正确、地方贪腐”。地方官员为此抱怨，官做得越大越容易。正如被枪毙的河北贪官李真所言，“官做得越大，越没人敢找你的事，自己就越保险”。地方官员寻求升迁有了消灾保命的功能，但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变成“党和国家领导人”。结果，在中国当官成了玩命的政治赌博。广东有书记整天担心出事，靠服安眠药才能睡觉。上海市委给干部发《于丹“论语”心得》来疏导调剂官员的萎靡紧张心理，但新年之际，一位黄浦区女主任还是跳楼自尽。四川震区有干部自杀，一了百了。沿海有许多官员干脆携款外逃，人间蒸发。全国都有“裸体做官者”，他们早已把老婆、孩子和情妇转移至欧美，但在“加强反腐打击力度”的政策下，他们中的许多人恐怕迟早会身陷囹圄、甚至命赴黄泉，难得与家人团聚，共沐欧风美雨。

今天，中国的治理危机一方面是基层失控（基层政府财政空转、黑恶势力泛滥和群体性事件频生是三大病症，也就是说毛和邓解决“老百姓的困境”的能力今天也已丧失了），另一方面是上层滥用权力和暴力、腐败盛行、缺乏胆识和远见。二者又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一个国家，穷人绝望，中产担忧；小吏郁闷，高官恐慌，出路何在？既然所有这些症状要么来自于“老百姓的困境”，要么来自于“专制者的困境”，两剂药方已经很清楚了。用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的话来说就是：“在设计一个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极大的困难在这里：首先你必须让政府能管住被统治者；其次，让政府能够管好自己”。“民主的发展型国家”是唯一出路。

但奇怪的事，吴邦国-王兆国掌控下的中国人大系统近年来也逐渐失去了推进民主的愿望和势头。吴邦国近日在全国人大上宣称：“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能搞多党制、‘三权分立’、两院制。”其实，所谓“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西方那一套”只是解决问题的药方，而那些问题并不只是“西方的问题”。如果人口多、民族复杂多样、地域差异大（南北、沿海内地）、贫富差距大（城乡、阶层）是中国的国情，那适合中国政治的发展模式就必须反映和整合这些差异，“三权分立”、多党制、代议制和联邦制必定是历史的选择。再说，中国政治精英拒绝民主，其实是想阻止中国人民参与和发挥自己的才智来解决中国的“双重困境”；其实质是凝固历史，拒绝进化。想一想，中国这条大船在中共掌舵下正行驶在湍流急水中。如果民间社会得到发育、社会中介机构享有自治、国家和地方代议机构（人大）有权威让百姓守法和让政府守德，其实就犹如建造了许多的救生圈和救生艇，或又如将船体水密仓高度独立分化，纵然触礁也不会沉船。如果党国既不要多党，又不要两院；既阻止选举，又封杀非政府组织；既不要联邦，又不给真正的宗教和言论自由；既想控制行动，又想控制思想，那中国共产党只会把中国变成一条水密仓没有独立分化的泰坦尼克号。

人有三类：上智、中智和下愚。上智之人从别人的经验中学教训；中智之人从自己的教训中总结经验；下愚之人即便头撞南墙，仍然无法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国家大概也如此。在当今全球化潮流下，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比较竞争优势已经成为良治的基础，而二者又依赖于政党、国家和民族的学习能力。所谓“与时俱进，与世俱进”是不错的。

（专栏作家夏明著有《人大与中国治理》（英文，2008）等书，是HBO四川地震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2009）制片人之一）